坐落于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東北約7公里處的陶寺遺址，總面積300萬平方米以上，是黃河中游地區龍山時代晚期一處超大型都邑遺址。

1978年至198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對陶寺遺址進行了大規模發掘，主要發掘了居住址和一大片重要墓地，發掘總面積約7000平方米，墓葬1100余座。發掘獲得了大量陶器、石器、骨器、玉器、工具、禮樂器、裝飾品等珍貴文物。早期王級大墓隨葬象征王權龍盤、陶鼓、鼉鼓、石磬、彩繪木器、彩繪陶器、玉石鉞等等奢華的隨葬品。

這一階段的考古工作，確定了陶寺遺址的范圍，明確了陶寺文化的早、中、晚三期的分期及文化性質，判定了陶寺文化主體來源于廟底溝二期文化，提出了陶寺文化大致年代為公元前2450~前1900年。早期王級大墓隨葬數以百計的高等級奢侈隨葬品，與80%空無一物的平民墓葬，形成鮮明的對比，顯現出社會復雜的等級制度、極度的貧富分化甚至階級對立。

第二階段發掘：基本確定早中晚三期宮城遺址

1999年開始，又對陶寺遺址開始新一輪考古發掘與研究工作。2002年起，陶寺遺址考古工作被納入國家科技支撐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從“預研究階段”至今，已進入第IV階段，研究的目的在于判定陶寺遺址是否是都城，陶寺文化的社會組織是否進入到國家。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副主任何駑介紹，從2002年起，經過十余年考古工作，陶寺文化遺址發掘總面積約8000平方米，基本確定了陶寺早中晚三期的宮城、早期外城(下層貴族居住區)、至少280萬平方米以上的中期外郭城、中期小城、中期宮殿夯土基址、集郊天祭日與觀象授時于一身觀象祭祀臺、祭地禮制建筑、中期王族墓地、王權控制的獨立倉儲區、工官管理手工業作坊區以及調查判定了普通居民區，使學界認識到陶寺遺址是目前考古探明功能區劃最為齊全的、具有典型雙城制模式的都城遺址;陶寺文化社會已進入到邦國形態。銅齒輪形器、盆口沿、環、蟾蜍等紅銅鑄造器外加上個世紀發掘的銅鈴，構成了中國最早的銅禮器群。

此外，他還特別指出，陶寺觀象臺是迄今考古發掘與天文考古判定的世界最早的觀象臺;觀象臺觀測日出地平歷以20個節令，成為世界最早的最為縝密太陽歷。陶寺遺址精神文化中展現出的列鉞王權象征、和合政治理念、文德思想、中正天下觀、禮制思想、天文歷法作為王權軟實力的思想以及漢字載體等，對后世中國王朝政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而陶寺文化開創的都城模式、宮室制度、禮樂制度、都城官營手工業制度等，也成為后世王朝制度文明的主干。“由此足見，陶寺遺址及陶寺文化，從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到制度文明，都是生生不息的中華文明核心的主要源頭。”

經過37年來兩大階段的陶寺遺址考古發掘，已經能夠提出一條比較完整的系列證據鏈，表明陶寺遺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都城內涵、規模和等級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均與文獻記載的堯都有相當高的契合度。這一點是目前任何其他遺址所難以企及的。陶寺遺址的一系列新發現證明，黃河中游地區在堯時期業已進入早期文明社會，業已形成了最初的中國。

陶寺文化應該是中國古代文明發展形成過程中剛進入王國的第一階段，也是這一時期中原地區最早進入王國階段的代表性遺址。“從文獻提供的線索以及現階段考古成果來看，這個遺址是堯部落，也就是文獻中的堯都，這一點應該不是問題。”但他也指出，至于陶寺文化的源頭、滅亡的原因等，尚待進一步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所長王巍指出，陶寺遺址的發掘是中國考古學與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發展歷程的一個縮影，為中原地區文明進程的研究提供了一個重要支點，可能把中原文明的起源提升到夏朝以前。而就目前發掘成果來看，無論城墻、宮殿遺址，以及墓葬、觀象臺等，從規模和居民構成等各方面都已經基本具備一個王國的雛形，而種種跡象都指向堯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