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重臣年羹堯是怎么死的？

年羹堯(1679年-1726年)是清代康熙、雍正年間人，進士出身，官至四川總督、川陜總督、撫遠大將軍，還被加封太保、一等公，高官顯爵集于一身。

他運籌帷幄，馳騁疆場，曾配合各軍平定西藏亂事，率清軍平息青海羅卜藏丹津，立下赫赫戰功。雍正二年(1724年)，年羹堯得到雍正帝特殊寵遇，真可謂位極人臣。但次年十二月，風云驟變，他被雍正帝削官奪爵，列大罪九十二條，賜自盡。

年羹堯的失寵和繼而被整是以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第二次進京陛見為導火線的。在赴京途中，他令都統范時捷、直隸總督李維鈞等跪道迎送。

到京時，黃韁紫騮，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員跪接，年羹堯安然坐在馬上行過，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馬向他問候，他也只是點點頭而已。

更有甚者，他在雍正面前，態度竟也十分驕橫，“無人臣禮”。年羹堯進京不久，雍正獎賞軍功，于是京中傳言這是接受了年羹堯的請求。又說整治阿靈阿(皇八子胤禩集團的成員)等人，也是聽了年羹堯的話，這些話大大刺傷了雍正的自尊心。

年羹堯結束陛見回任后，接到了雍正的諭旨：“凡人臣圖功易，成功難;成功易，守功難;守功易，終功難。……若倚功造過，必致反恩為仇，此從來人情常有者。”在這個朱諭中，雍正改變了過去嘉獎稱贊的語調，警告年要慎重自持，此后年羹堯的處境便急轉直下，直至后來逐漸失寵獲罪，被雍正賜死，是何緣由讓年羹堯落得如此下場？分析原因，大致有以下幾點：

第一，擅作威福。年羹堯自恃功高，驕橫跋扈之風日甚一日。他在官場往來中趾高氣揚、氣勢凌人：贈送給屬下官員物件，“令北向叩頭謝恩”;發給總督、將軍的文書，本屬平行公文，卻擅稱“令諭”，把同官視為下屬;甚至蒙古扎薩克郡王額附阿寶見他，也要行跪拜禮。

對于朝廷派來的御前侍衛，理應優待，但年羹堯把他們留在身邊當作“前后導引，執鞭墜鐙”的奴仆使用。按照清代的制度，凡上諭到達地方，地方大員必須迎詔，行三跪九叩大禮，跪請圣安，但雍正的恩詔兩次到西寧，年羹堯竟“不行宣讀曉諭”。

更有甚者，他曾向雍正進呈其出資刻印的《陸宣公奏議》，雍正打算親自撰寫序言，尚未寫出，年羹堯自己竟擬出一篇，并要雍正帝認可。年羹堯在雍正面前也行止失儀，“御前箕坐，無人臣禮”，雍正心中頗為不快。

第二，結黨營私。當時在文武官員的選任上，凡是年羹堯所保舉之人，吏、兵二部一律優先錄用，號稱“年選”。

他還排斥異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個以他為首，以陜甘四川官員為骨干，包括其它地區官員在內的小集團。

小說《兒女英雄傳》所寫紀縣唐實指年羹堯，說他是經略七省的大將軍，“他那里雄兵十萬，甲士千員，猛將如云，謀臣似雨”。這些都是藝術上的夸張，與實際情形有很大的出入，但也說明年羹堯的勢力之大。

許多混跡官場的拍馬鉆營之輩眼見年羹堯勢頭正勁、權力日益膨脹，遂竟相奔走其門。而年羹堯也是個注重培植私人勢力的人，每有肥缺美差必定安插其私人親信，“異己者屏斥，趨赴者薦拔”。

比如他彈劾直隸巡撫趙之垣“庸劣紈绔”、“斷不可令為巡撫”，而舉薦其私人李維鈞。趙之垣因此而丟官，于是轉而投靠年羹堯門下，先后送給他價值達20萬兩之巨的珠寶。

年羹堯就借雍正二年進京之機，特地將趙之垣帶到北京，“再次懇求引見”，力保其人可用。遭年羹堯、趙之垣參劾降職的江蘇按察使葛繼孔也兩次送上各種珍貴古玩，年羹堯于是答應日后對他“留心照看”。

此外，年羹堯還借用兵之機，虛冒軍功，使其未出籍的家奴桑成鼎、魏之耀分別當上了直隸道員和署理副將的官職。

第三，貪斂財富。年羹堯貪贓受賄、侵蝕錢糧，累計達數百萬兩之多。而在雍正朝初年，整頓吏治、懲治貪贓枉法是一項重要改革措施。在這種節骨眼上，雍正是不會輕易放過的。

雍正對年羹堯的懲處是分步逐漸進行的：

第一步是在雍正二年十一月年羹堯陛見離京前后，此時雍正已作出決定，要打擊年羹堯。年羹堯離京后接到的那份朱諭就是對他的暗示。

第二步是給有關官員打招呼。一是雍正的親信，要求他們要與年羹堯劃清界限，揭發年羹堯的劣跡，以爭取保全自身;二是年羹堯不喜歡的人，使他們知道皇帝要整治年羹堯了，讓他們站穩立場;三是與年羹堯關系一般的人，讓他們提高警惕，疏遠和擺脫年羹堯，不要站錯了隊。這就為公開處治年羹堯做好了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