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嚴厲的就是防止群飲，因為一旦酒壯人膽，不滿情緒會被點燃，人們會鬧事兒造**。因此，姬旦說道：“假如有人舉報說‘有群飲的’，姬封你不要放縱他們，要將他們全部逮捕，送到王朝首都來，我親自判決殺掉他們。”

按著司馬遷《史記》的說法，商紂王亡國的直接誘因是大吃大喝與放縱情欲。關于大吃大喝還出了“酒池肉林”的說法，即商紂曾“以酒為池，懸肉為林”。比較《史記》與它之前的文獻《尚書》，這個說法民間傳說的成分較大。

《尚書》的《周書·康誥》一篇，是記載代周成王執掌國政的周公(姬旦)指示侄子姬封在衛國禁酒的公開命令。此篇命令不只是針對姬封的衛國的，也是對整個周王朝包括首都在內的所有轄地區。

這篇文告中總結了商紂亡國的教訓，把飲酒無度列為最直接原因，但是并沒提及酒池肉林那樣具體的細節。然而，作為一個重大歷史教訓，假定酒池肉林真的存在，姬旦的公開訓令就不會不涉及此事。

就當時的現狀來說，就算酒池肉林細節只是個傳說，而不是歷史本真，新建立的王朝對吃喝亡國的教訓也是非常驚懼的。第一個，征服者們陶醉于勝利、沉迷于成功，不可能不放情豪飲、甩開腮幫子猛吃;第二個，被征服的殷商舊族得到了征服者的安置，他們以前形成的豪飲狂吃習慣難改，不可避免地要影響征服者的行為。

衛國是殷商舊日腹地，被封于此地的諸侯姬封是周成王同母弟。

姬旦在這篇公開訓令中并沒有完全禁絕喝酒行為，而是采取三個分級措施：其一，在王朝首都擔任各級官職的貴族子弟，不可經常飲酒;其二，在諸侯國擔任各級官職的貴族子弟，只有在祭祀時方可飲酒;其三，照顧居住在衛國的殷商舊民，在父母高興的情況下，他們可飲酒。

政策不可謂不細！既然如此之細，就不免最后有嚴厲的條款，最嚴厲的就是防止群飲，因為一旦酒壯人膽，不滿情緒會被點燃，人們會鬧事兒造**。因此，姬旦說道：“假如有人舉報說‘有群飲的’，姬封你不要放縱他們，要將他們全部逮捕，送到王朝首都來，我親自判決殺掉他們。”如此嚴厲的條款仍然是區別對待不同的對象的，對于殷商舊族愿群飲的，放一馬，不殺他們，給予教育、訓誡。但是呢，經過勸說再不改的，同樣殺掉。

周公的殘酷政策在西周初期確實起到震憾性作用，但是，到了第十代君主姬胡(周厲王)那里，禁酒訓令就不大管用了。姬胡的近臣榮夷公貪財好酒，還拒絕任何批評。當時的人說以他為代表的那一類官員“聽言則對，誦言如醉”。用現在的話來說：你說順耳的，我就跟你談幾句;你說不順耳的，我就裝喝醉了，聽不見，不搭理你。

厲王一代在榮夷公的折騰下，當然還有他自己鎮壓不同意見的行為，導致了內部變亂。一場政變把他打跑了，跑到一個叫“彘”的地方，委屈了14年死掉。政變發生后，“共和”二字第一次出現在中國歷史文獻上。周公與召公兩大傳統政治家系共同主政，度過了中國歷史上非常重要的14年。

這14年始自公元前841，結束于公元前828年。從公元前841年起，中國歷史才有了確切的紀年，官方文獻記錄某年發生了何事。此前的事情只能說個大概，比方說，姬旦寫的《康誥》訓令只能說是在成王初期、周公攝政之時，而無準確年份。

調侃地說：是周厲王一代的喝酒，給中國喝出一個準確紀年的時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