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這一制度是致力于解決朝廷選官和鄉里清議的統一問題，是對漢代選官傳統的延續，也是對曹操用人政策的繼承。但到魏晉之交，因大小中正官均被各個州郡的“著姓士族”所壟斷，他們在評定品級時，偏袒士族人物，九品的劃分，已經背離了“不計門第”的原則。此后的三百年間，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門閥士族壟斷政權的局面，而九品中正制一直是保護士族世襲政治特權的官僚選拔制度。因此當士族沒落以后，九品中正制也被徹底廢除了。

專家們關于九品中正制的歷史作用及其與門閥制的關系的爭議

劉訪師認為，從公元220年到280年的60年間，因九品中正制破除了察舉制的束縛，在選用人才上出現了一派新氣象，這是它的隆盛時期。

吳霓認為，九品中正制是歷史上選舉制度繼兩漢察舉、征辟后的又一變遷。作為一種選拔官吏的制度，九品中正制對私學不可能不產生一定的影響，這種影響又是很直接的、很明顯的。九品中正制在客觀上促進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家學的興盛。

唐長孺認為，九品中正制誠然是曹魏中央集權對地方大族勢力的某種妥協，但更體現了中央集權對地方大族勢力的強有力控制。盡管創立九品中正制的初衷在于將選舉權收歸中央，但卻無法逆轉門閥專政的歷史傾向，九品中正制最終還是鞏固了門閥的統治。

韓國磐認為，九品中正制本來是要按才能品選人物，卻演變成由中正來決定人才的高下。中正又都是本州郡的世家名門貴族官僚來擔任，因而所定為上品者，無非世族名門。九品中正制成為士族把持選舉，操縱政治的工具，由此而形成了以后的門閥政治。

張旭華認為，曹魏九品中正制的發展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從陳群創建到司馬懿設立州中正，為九品中正制的初創階段。這一階段，此制在選賢任能方面確曾起到積極作用。第二，自司馬懿設立州中正到西晉建立，是九品中正制的成熟階段。這一階段，九品中正制終于完成了向門閥化轉變的歷史過程，成為鞏固門閥統治的政治支柱。

陳琳國認為，九品中正制頒行之初，門地不是唯一標準，才能還受到一定程度上的重視。但是不能否認，由于九品中正制把選舉大權交給了朝廷權貴和地方大族，它拋棄了漢代選官中的推薦、考察、試用等好傳統，因此不可避免地逐漸變成高門大族的工具，促進和加速了門閥制度的確立。

陳清泉、鄭天祿認為，由于九品中正制的存在著過多弊病，在魏晉南北朝三四百年間，政治上紛亂不已，階級矛盾尖銳，道德風尚敗壞，這一切也同它的實行是有密切關系的。

胡寶國認為，九品中正制應該與漢代的任子制進行比較研究，才可以更清楚它的作用。任子制與九品中正制雖有相同之處，但也存在某些差異。首先，在人數上，任子制有嚴格限制。九品中正制建立時并不是一項特權制度，因此不可能規定高官子弟可以獲得上品的人數。沒有人數限制而在實際執行中又確實成為特權制度，這就構成了九品中正制度的一大特點。在此種情況下，高官子弟大都可以獲得上品，步入清途，“坐致公卿”。其次，漢代的任子制不具有壟斷性，而在九品中正制度下，廣大庶族地主以及一般的低等世族很難進入上品之列，步入清途。沒有人數限制、封閉性是九品中正制別于任子制的關鍵所在。在此制度下，高門世族的政治力量必然呈現出日益擴張的趨勢。毫無疑問，在不斷擴大基礎上的世襲特權具有更穩固的特征，因為某一分支的衰落不會影響整個宗族政治權力的繼續傳襲。南朝一些高門世族的家世，往往可以追溯到晉代，其原因必定是復雜多樣的，但九品中正制度的實行顯然是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