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尊師重教的傳統。早在西周時期，《太公家教》已記載有“弟子事師，敬同于父”;春秋時期的孔子更留下了“有教無類”等至理名言……在中國古代，教師一直是備受尊重的一個職業。那么，古代什么人才能當老師？現代要想當老師得有從業資格證，古代“教師”從業也要通過考試嗎？

古代“教師”從業也得通過考試

《登科記考》記載：“諸博士助教皆計當年講授多少以為考課等級。”

在西漢以前，教師多是推薦，并不需要從業考試。但到東漢時期，中國出現了教師“資格考試”——要想成為太學博士，得通過太常主持的考試(有點類似今天教育部主持的考試)。當時，經學名流才有任職資格，而且，對教師個人的教學經歷和年齡都有相應的規定，要求曾教過學生50名以上，年齡不小于50歲。

隋唐時期，中國形成了完備的官學制度。官學，相當于今天的公辦學校，既有小學，也有大學;既有綜合性學校，也有專科學校。當然，教學管理和要求也更規范更嚴格了，對教師從業資格和教學能力都有一套完善的考核辦法。

唐代對包括教育行政官員和教師在內的學官，同其他官員一樣，均要定期“考課”，一般每年一小考，三至五年一大考。考核內容分業務、品德及教學效果等，考核結果分為九等。其中，授課數量是考核定級的重要標準之一。此即《登科記考》中所說的：“諸博士、助教，皆計當年講授多少以為考課等級。”

古代教師稱謂很多，繼秦漢出現“博士”后，到宋代教師又有了一個新的稱謂“教授”。石介、孫復、胡瑗等宋代一批著名學者都曾被聘為太學教授。宋代是民辦學校開始興起和繁榮的時代，私立書院流行，但朝廷對官學同樣抓得很緊，要當上“公辦教師”同樣得考試。

宋熙寧八年(公元1076年)實施的“教官試”制度，大概是中國教育史上最難通過的教育主管和教師資格考試。《文獻通考·學校七》稱，由于考試過嚴，元豐元年(公元1078年)，全國州、縣的教授“只五十三員”，“蓋重師儒之官，不肯輕授濫設故也。”

古代教學成績也與“升學率”掛鉤

《明會典》記載：“府學教授有9名學生在鄉試中舉”方可升職。

在唐宋及以前，對教師業務的考核主要在“教學量”上，明代則開始與教學質量和升學率掛鉤。明朝對教育主管和教師的考核，除了和其他行業官吏相同的“考滿”、“考察”外，還單設有“學官考課法”。

“學官考課法”是明太祖朱元璋推出的教師考核制度，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頒行。該考核辦法的中心是，“以九年之內科舉取中生員名數為則，定擬升降”。據《明會典》記載，府學教授有9名學生在鄉試中舉，州學學正有6名學生中舉，縣學教諭有3名學生中舉，方算稱職，可獲升遷資格。

平時對教師也有考核。如在月考中，學生三月無長進，教師要被扣工資。當時教師工資由現鈔和米兩部分組成，扣工資的形式主要是“罰米”。如果學生在學年末舉行的“歲考”中仍不進步，問題就大了——凡府學12人、州學8人、縣學6人以上無長進，府州縣地方官及所屬學校教師除被“罰俸”外，還要被“訓導”。

如果“歲考”中，府學24人、州學16人、縣學12人以上無長進，要取消教師資格，巡按御史或按察使有權直接開除(罷黜)教師。不僅教師被處理，府州、縣的地方官員也跟著受罰，要被處以“笞刑”。

對國子監教師的考核更加嚴厲。曾任明代南京國子監祭酒(相當于大學校長)的黃佐，在其《南雍記》一書中有這樣的記載：永樂七年(公元1409年)六月，北京國子監學生唐謙等想出來做官，吏部安排考試，結果成績很差，“不通經書”。按規定應該將主管教學的司業(相當于副校長)趙季通治罪。明成祖朱棣聽說后，放過了他，但就此向全國下發“紅頭文件”，規定“凡弟子員再試不知文理者，并罪其師，發煙瘴地面安置。”

學生學不好，教師要被發配到環境惡劣的地方去，這大概是中國古代教育史上，考核教師最狠的一項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