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野史》有載：雍正年間的河南總督田文鏡，其幕府師爺是紹興人鄔斯道。鄔斯道曾替田文鏡代擬一折參劾當時權傾朝野的隆科多，雍正皇帝正好借題發揮，罷免了隆科多，并從此對這位神秘的鄔師爺刮目相看。雍正曾在田文鏡上呈的請安奏折上批曰：“朕安，鄔師爺安否？”

當然，這大概是后世的一種附會或演義。但歷史上紹興一地則確定盛產足智多謀的名士，至清代，更是形成一個特殊的幕僚群體——紹興師爺。當年，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等大清重臣的幕府，均活躍著“紹興師爺”的身影。故清代有諺云：“無紹不成衙”。

紹興師爺這一特殊群體的涌現，既是封建官僚政治的演化使然，又與紹興一地獨特的文化背景相關聯。

紹興一地自春秋越王勾踐爭霸始，在大夫文種等的倡導下，逐漸形成讀書民風。筆者以為，這位文種大夫應該可算作是紹興師爺的“祖師爺”，當年他曾向勾踐獻“七術”，最后僅用“三術”即滅吳，同時也引來殺身之禍。至西晉末葉，晉室南遷，山清水秀的紹興招來眾多名士聚首，文學流風由此應運而生，歷南北朝而不衰。民間崇尚讀書，對求功名趨之若鶩。后經隋唐、兩宋的進一步強化，更是“無論文武，總以甲為重，謂文以途，否則胸懷韜略，學貫天下，皆目為異路”，讀書求仕成為一代又一代紹興人畢生的終極目標，名門望族人家連生兒子時釀的紹興黃酒也取名“狀元紅”，盼著待兒子“金榜題名”時用這“狀元紅”舉杯相慶。

至清代，這股求仕之風更盛，從清順治至宣統元年，紹興一地中進士者多達638人次，中舉人者2361人次。在科舉中獲功名者如此眾多，便產生兩個結果：一方面因朝廷提供的官職有限，中士者只能候官補缺，期間便大量作幕僚，使幕僚群體日益壯大;另一方面又剌激著更多學子在寒窗下苦讀“四書五經”，因為一旦中舉即可能由清貧布衣走向高官厚祿。

紹興師爺群體的出現，還緣于一個特殊的歷史背景。清順治直至乾隆四年，屢興“文字獄”，尤其是在處理汪景棋、查嗣庭一案時，清廷突然下詔停止浙江的鄉試與會試，一時間堵住了紹興學子登科入仕的通道。于是，大量學人只得放棄科舉，轉向學律從幕，日漸形成一個以家庭、鄉土為紐帶的幕僚群體。紹興籍師爺龔萼在《雪鴻軒尺牘》中說：“吾鄉之業于斯者不啻萬家。”他們遍布全國各地大大小小的衙門中，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地域性“師爺幫”，彼此聲援，相互提攜。其他鄉籍的師爺也紛紛轉投之，以“紹興師爺”自稱。

云集于清代衙門的紹興師爺，大致分為六類：一曰“書啟師爺”，專替幕主起草各類文字;二曰“刑名師爺”，專管協助幕主審理刑事案件;三曰“錢糧師爺”，專門協同幕主辦理財政、賦稅;四曰“賬房師爺”，有的衙門里則由錢糧師爺兼任，專替幕主管理重要賬目;五曰“掛號師爺”，主要負責批牘(批答文件);六曰“征比師爺”，負責考核征收田賦。

紹興師爺深得清代諸多封疆大吏的器重。曾國藩的師爺房士杰系紹興會稽人，左宗棠的師爺程塤系紹興山陰人，張之洞的師爺馬家鼎系紹興會稽人，紹興山陰的婁春藩則先后當過李鴻章、榮祿、袁世凱、端方等的師爺，一生倍受禮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