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結束后，圍繞著天皇在戰爭中究竟充當了一個什么樣的角色，爭議始終不斷。那么，揆諸歷史，真相究竟如何呢？

利用內閣、軍部的對立，裕仁天皇居于其間，對重大事務作出決策

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實行所謂“兵政分離主義”。按照《日本帝國憲法》，一方面，天皇“總攬統治權”，內閣“國務各大臣，輔弼天皇，負其責任”;另一方面，“天皇統帥海陸軍”，由陸軍參謀本部、海軍軍令部輔翼，實行“統帥權獨立”原則，內閣無權干涉。因為內閣與軍部互不統屬，又幾乎在所有重大問題上都存有分歧，為實現“國策統一”，他們只能聽從天皇“圣裁”。裕仁正是利用利益集團間的相互制衡，使自己處于決策核心。

1945年初，日本敗局已定時，東條英機、重光葵都提醒天皇，蘇聯將日本視為東亞的最大威脅，如果戰爭繼續，日本將被“共產化”，危及國體。而天皇與大本營則相信，蘇聯在未來同英美的對抗中，會需要日本，寄希望于蘇聯出面調停。為此，裕仁甚至一度置《波茨坦公告》于不顧，直至蘇聯出兵東北。裕仁這個政策選擇，讓日本國民遭受了原本不必的兩顆原子彈襲擊。

天皇的存在，壓制了各機構對自身利益的過度追求，使日本需要一個統一決策時，就能迅速獲得。但是自幼深居宮中的裕仁，缺少外交、軍事經驗，只能依靠宮中大臣與各種情報判斷局勢，很多時候的決斷并不正確。同時，他也沒有能力真正彌合政府與軍部的關系，只是讓兩者保持表面上的“一致”，實則是暫時掩蓋矛盾，為戰敗埋下伏筆。

裕仁天皇不是不問政事的“立憲君主”，能充分行使統治大權

為了提高這種多元體制的效率，日本在戰時先后設置了“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大本營政府聯絡懇談會”“最高戰爭指導會議”等。如果商討的內容極為重要，還要有天皇出席，召開所謂“御前會議”。這個會議的意義之一，就是讓外界看到，“內閣與軍統帥部之間對需要商議的事務經過妥協達成合意”。

除此之外，裕仁還能通過大本營向陸軍、海軍發布“大陸令”、“大海令”;以發布詔敕表達對戰爭的意見。依照檔案統計，二戰期間，大陸令發至1392號、大海令共發361次，而關于軍事的詔敕也有200多件。這些都是裕仁天皇在日本近代特殊體制中，游刃于政府、軍部之上，行使統治大權的明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