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三菱公司被中國勞工索賠的新聞引世界關注。這起新聞的歷史背景是，軍國日本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征用了大量中國勞工。現在索賠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被日本征用的中國勞工，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中國勞工的數量也是十分驚人的。

為什么軍國日本偏好征用中國勞工？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就有答案了。

世所共知，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中國加入了交戰一方協約國，也等于是參戰國，但作為參戰國，中國軍人并沒有出現在一戰戰場上，而出現戰場上的卻是中國勞工。這是為什么？

對中國的這種舉動詮釋離不開當時的歷史背景。其時東方格局是“日主中從”，日本自日俄戰爭打敗俄國后，已成為東方獨一無二“新主人”。中國北洋政府，一切都離不開“新主人”的庇護，以相當于“藩屬國對宗主國”侍從日本。

一戰爆發后，自顧不暇、內訌頻仍的北洋政府無意參戰，怎奈日本政府要求中國必須要站隊、表現站在日本一起，所以，在日本的力主下，中國北洋政府硬著頭皮宣布參戰。加入了英法美日領銜的協約國一方。

然而，疲于應付內戰的中國軍閥哪有多余的軍力管外面的世界，怎么辦？

好在日本及協約國也并沒有看上中國軍隊，并不需要中國軍隊支援他們，他們看上的，是中國獨特人群：勞工。

有資料稱，一戰期間，中國政府向歐洲戰場派出了14萬勞工，也有說超過20萬，無論是14萬還是20萬，這都是不可忽視的一個龐大人群。須知，日本在一戰的作為，主要是在中國戰場對德作戰，參戰人數2萬3千人，整個一戰中日本在參戰國中陣亡人數最少，僅300人，而中國勞工在歐洲戰場上漫山遍野，陣亡了足有5000人之多。

為什么協約國及日本對中國勞工“情有獨鐘”？

當時日本有個著名政論家，叫德富蘇峰，這個德富蘇峰在當時日本影響力，相當于梁啟超對中國的影響力。

德富蘇峰認為，中國不可忽視真實原因是因為有苦力的存在，那些在樹下彎著背、把腳踏在石頭上的人獸難辨的苦力們，才是使中國恒久屹立在世界上的原因。

他在赴中國《七十八日游記》寫到：沒有一個李鴻章沒有關系，但是沒有苦力中國的影響就變成零了。

“在世界列強要被文明病所麻痹的時候，苦力以他們動物般的精力在世界的各個地方發揮作用，對中國來說，這比百萬大軍還要有力。而且，中國人的生命力和國民精神也在苦力的身上體現了出來，苦力是中國的恩人、救世主，也就是苦力大明神。”

當然，德富蘇峰同時指出，中國最便宜的是人命。他們任何時候都能拿物品和人命進行交換，廉價對待人命正是中國能夠在世界上形成一個可怕勢力的原因之一。

那么，這種“中國苦力”的成因究竟來自哪里？在于政府還是民眾自身呢？

德富蘇峰發現，在面對任何災難時，中國人幾乎都是個人主義者。中國人必須靠自己，因為政府指望不上。“在這個世界上沒有比中國人更不依賴政府的了……中國人是獨立自主。”在這種“獨立自主”背后，是一種深刻的無奈和放棄——“政府就連指甲垢那么一點點關照國民的心都沒有”，國民則沒有興趣關注任何與個人無關的公共事務。

德富蘇峰甚至為中國勞工打抱不平——“把政府當作了整個國家，以為富政府就是富國，為了富政府，就可以不顧一切地使人民憤怒，使人民痛苦，這樣作難道合適嗎？”

德富還把日本人和中國人的生命觀做了對比：日本人珍惜生命，而且不拘泥于此，不怕死。中國人一邊把人命看得不值錢，卻又怕死。日本人像男子漢，懂得羞恥，所以強勢有力。中國人不像男子漢，不懂得羞恥，無論什么樣的事情都干得出來，所以也強勢有力。

此番對照，令日本人欣賞中國苦力的真實心態一覽無余：不是出于佩服，而是因為他們可以替日本人去干“高貴人”不愿干的活。一戰中死了300人的日本，攫取的利益卻與英法不相上下，可謂遠東最大贏家。而付出5000人生命代價的中國，卻處處看要看他們的臉色行事。同樣的東方國民，不同的死亡價值，生命承受之輕重，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