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南京距離上海不到300公里，當時的國民政府情急之下移駐河南洛陽辦公。3月初，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討論通過了“以西安為陪都，定名西京;以洛陽為行都”的重要決議。實際上西北地區貧窮匱乏，地方勢力強大，加上緊鄰晉綏，國防地理毫無優勢可言。

參謀次長楊杰撰寫《關于國防中心問題的意見書》，論述戰前可供國防中心區選擇的南京、武漢、成都、洛陽、西安等五處地方。最不被看好的是南京，安全條件最差。武漢位于華中腹地，近代化程度也不低，不過日軍海空力量強大，易于溯江而上。經過一番論證后，謀國之士一般傾向成都、西安，前者的缺點是尚無鐵路，有待開發，但四川周圍崇山峻嶺環繞，不失為“絕對的最后的守備地帶”。

1933年內斗不止的四川軍閥再起糾葛，劉湘一舉擊敗劉文輝，大有統一全川之勢。蔣介石開始將眼光轉向西南。德國軍事顧問團團長法肯豪森也持相同觀點：“四川是個富庶而因地理關系特形安全之省份，實為造兵工業最良地方。由重慶經貴陽建筑通昆明之鐵路，使能經滇越路得向外國聯絡，有重要意義。”

30年代中期，四川替代西北成為抗日戰爭“戰略總后方”的呼聲很高，如何把四川納入中央政府控制之下，成為蔣介石“安內攘外”步驟中的一項重要環節。

辛亥革命以后，四川逐漸淪為防區林立，大小軍閥混戰不休的舞臺。經過多年營私內耗，最后剩下劉文輝、劉湘叔侄二人互爭雄長。中原大戰時，劉文輝等人公開附和“反蔣”陣營，而據守川東門戶重慶的劉湘則號召渝市黨政軍各界“救黨驅汪”。反過來，蔣介石支持劉湘統一四川。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蔣介石電召劉湘入京商討川省“剿共”及整理川政辦法，大體決定仍由劉湘負責軍事指揮，南京盡量補助餉款、械彈。作為“回報”，劉湘“允許”南昌行營組建參謀團，進入重慶安營扎寨，督導“剿共”。1935年2月，新一屆四川省政府在重慶正式成立。3月初，蔣介石從漢口搭機飛渝，這是他生平第一次踏上川省土地。沒過多久，勢力相對較弱的貴州軍閥王家烈被迫辭去省政府主席、第二十五軍軍長等職，國民政府迅即掌控黔省。7月上旬，中央憲兵第5團和炮兵第2、第3營先后入川，劉湘同意讓出重慶，遷移省政府至成都辦公。

伴隨南京中央勢力在四川、貴州漸漸站穩腳跟，蔣介石變得信心滿滿：“即使我們丟失了中國關內十八個省中的十五個省，只要四川、貴州、云南在我們控制下，我們就一定能打敗任何敵人，收復全部失土”。

1937年7月，全面抗戰爆發。8月13日上午9時許，進入上海的中國軍隊在日軍首先越過對峙線的情況下，奉命發起攻勢，揭開了淞滬會戰的序幕。淞滬會戰的直接目的在于“趕敵下海”和引發英美列強干涉，結果真的起到了分散日軍兵力、“引敵南下”的戰略作用與意義。鮮為人知的是，實際上陳誠早在1936年10月就曾提出過類似設想，“日軍利于由北向南打，而我方為保持西北、西南基地，利在上海作戰，誘敵自東而西仰攻”。

李宗仁對此有著不同看法，他認為主要是日本缺少深謀遠慮的政治家和氣魄雄偉的戰略家。如果日本一開始就派遣三十個師團分途進犯，主力由平漢、津浦兩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實行戰略上大迂回，占領蘭州，一舉切斷中蘇的交通，并與沿隴海鐵路西進的部隊相聯系，夾攻陜西，占領西安。同時利用海道運輸的便利向長江、珠江流域西進夾擊，與其南下的主力相呼應，使西南各省軍隊不能調至長江流域作戰，即可輕松占領淞滬、南京、武漢、長沙等戰略要地。然后就能越秦嶺占成都，穿三峽占重慶，經廣西入貴陽，攻占中國各重要城市。

11月20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一行抵達漢口，隨即正式向世界各國發表《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