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誰的建議？

董仲舒向漢武帝提出的。漢武帝最終采納了建議。

它提出的這一觀點正好符合了當時統治階級的需要，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樣可以使國家的思想大一統從而進一步鞏固政治大一統。同時儒家思想正是適用于國家安定的狀況，與當時的歷史相符。

秦漢之際，遭秦始王焚書坑儒政策摧殘的儒家逐漸抬頭，陳勝、吳廣起義后，有些儒生參加了反秦斗爭，如孔子后裔孔甲一度為陳勝的博士。西漢初年，著名儒生叔孫通被任為太常，協助漢高帝制訂禮儀。惠帝四年(前 191年)廢除《挾書律》，進一步促使諸子學說復蘇，陰陽、儒、墨、名、法、道六家比較活躍，其中儒、道兩家影響較大。

漢初，由于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統治階級所面臨的主要任務是恢復生產，穩定封建統治秩序。因此，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經濟上實行輕徭薄賦。在思想上，主張清靜無為和刑名之學的黃老學說受到重視。當時，五經博士僅為具官待問，在政治上并未得到重用。然而儒、道兩家在政治、思想上的斗爭相當激烈。

武帝即位時，社會經濟已得到很大的恢復和發展。武帝依靠文、景兩代積累的財富，大事興作。與此同時，隨著地主階級及其國家力量的強大，對農民的壓迫和剝削也逐漸加重，農民和地主階級之間的矛盾逐漸加劇。因此，從政治上和經濟上進一步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已成為封建統治者的迫切需要。在這種情況下，主張清靜無為的黃老思想已不能滿足上述政治需要，更與漢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觸;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統思想，仁義思想和君臣倫理觀念，顯然與武帝時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相適應。于是，在思想領域，儒家終于取代了道家的統治地位。

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繼位后，丞相衛綰奏言：“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得到武帝的同意。太尉竇嬰、丞相田蚡還薦舉儒生王臧為郎中令，趙綰為御史大夫，褒揚儒術，貶斥道家，鼓動武帝實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議不向竇太后奏事。竇太后對此不滿，于建元二年罷逐王臧、趙綰，太尉、丞相也因此被免職。建元六年，竇太后死，儒家勢力再度崛起。元光元年(前 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到長安，親自策問。董仲舒在對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統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現在師異道，人異論，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統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數變，百家無所適從。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地。”董仲舒指出的適應政治上大一統的思想統治政策，很受武帝賞識。與此同時，元朔五年(前 124年)，布衣

出身的儒生公孫弘擢居相位。同年，武帝又批準為博士官置弟子員五十人，根據成績高下補郎中文學掌故，吏有通一藝者則選拔擔任重要職務。此后，公卿、大夫、士吏都為文學之士，通曉儒家經典成為做官食祿的主要條件。治獄官吏張湯、杜周，迎合漢武帝的需要，也主張以《春秋》決獄，用儒術附會粉飾法律。儒術完全成為封建王朝的統治思想，而道家等諸子學說則在政治上遭到貶黜。

漢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有其時代特點。他推崇的儒術，已吸收了法家、道家、陰陽家等各種不同學派的一些思想，與孔孟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漢武帝把儒術與刑名法術相糅合，形成“霸王道雜之”的統治手段，對后世影響頗為深遠。從此，儒家思想成為我國封建時代的正統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