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中午11：58(日本時間)，正是家家戶戶午餐之時，大地突然劇烈地上下垂直抖動起來。5分鐘內，強度為7.9級的三次強震持續爆發，以相模灣的伊豆大島為中心，死神迅速籠罩了東京都、神奈川縣、千葉縣以及靜岡縣。

幾乎在地震的瞬間，50%～80%的房屋立即坍塌。海岸邊，有的地方瞬間下沉90～180米，如入無底深淵。岸邊行駛的火車，連人帶車都消逝在茫茫的大海中。另一些地方迅速隆起，最高竟達229米，地面的一切都如同被大炮轟上了半空。被撕裂的大地，裂縫居然寬達4～5米，吞噬周邊的一切。地震引發的海嘯，浪高達到10米，浩浩蕩蕩，橫掃一切。

這就是人類災難史上著名的“關東大地震”，因其摧毀了日本最為精華的關東平原而得名。

日本大地震的消息傳到中國時，中國政府迅速行動，展現了極其罕見的高效率。

此時的中國政局，也如同日本一般，處在波動當中。這年6月份，在曹錕等人的逼迫下，大總統黎元洪被驅逐，而參與驅黎的國務總理張紹曾也隨即辭職，依照法律規定，由內務總長高凌攝政，代理總理職務。

這一攝政內閣在日本大地震次日（9月2日），就立即派人前往日本駐華使館表示慰問。9月3日，內閣召集會議，外交總長顧維鈞提出，對于日本震災，“我國本救災恤鄰之義，不容袖手旁觀，應由政府下令，勸國民共同籌款賑恤”。

內閣一致通過了5條援日救災決議：除了分別電令駐日代辦張元節、駐神戶總領事館緊急調查災情之外，撥款20萬元援助日本，并要求“各省長官聯合紳商地方團體組織日災急賑大會，與政府一致進行”，同時“派遣商船運送糧食藥品，及紅十字會赴日”。

9月4日，攝政內閣以大總統令的方式號召全國人民“廣募捐款，盡數撥匯，藉資拯濟，以申救災恤鄰之至意”。內閣還邀請各界名流，共同商議援助日本的具體事項。會議從中午一直討論到傍晚5時，進一步決定：通令各省區一律籌款賑濟；迅速運米30萬石到日本；解除糧食輸出之禁令；邀請各慈善團體、紅十字會及銀行、新聞、商會、軍警各界組織日災協濟會等。

代表“中國人民”表示慰問的，還有廣州的孫文“大元帥”。他致電日本國攝政裕仁親王（即日后的裕仁天皇）：“值貴國京城和國家遭受空前災難，造成生命財產損失之際，請接受中國人民的深切慰問。”同時，他還給他的日本朋友們犬養毅、福田雅太郎、大倉喜八郎、藤村義郎、久京房之助、頭山滿、瑩野長知、宮崎寅藏家屬等，致信表示慰問。

已經下臺避居在天津的段祺瑞，也成立了“救災同志會”，通電北京中央政府、南方孫文、各省軍政長官及各團體，號召“廣為勸募”，賑濟日災。

負責運送醫療隊和救災物資前往日本的是北洋政府海軍部長李鼎新，他是甲午海戰中“定遠號”副管駕，與日本有深仇大恨，此時毅然發下仇怨，本著人道主義，調派軍艦兩艘，載運糧食急駛往橫濱拯救災民。

諷刺？罕見的凝聚力

政府號召下，全國人民積極響應。進入民國之后一直分崩離析的中國，出現了罕見的凝聚力，上下一心、南北協力。

上海總商會決定，“購辦面粉一萬包，米三千包”，并墊付611萬元，由顧馨一、榮宗敬購置面粉及裝船，虞洽卿辦理報關。招商局則派出“新銘”號輪船免費運送。他們的效率非常高，在9月3日當天，滿載著面粉和大米等第一批救災物品的“新銘”號，就起錨駛往日本，這成為日本接受到的國際第一筆援助，也成為與美國軍艦同時到達的第一批國際船只。

中國紅十字會總辦事處理事長莊得之、醫務長牛惠霖，親自率領“男女醫士四人，救護員八人，書記會計各一人，女看護士四人，隊役四人，現款二萬元，藥料等品十余大箱”，于9月8日乘日輪皇后丸起程前往日本東京參與賑災工作。這是到達日本災區的第一支國際醫療救援隊伍。

京劇大師梅蘭芳發起成立了“全國藝界國際捐賑大會”，余叔巖、楊小樓等明星都參加了義演，為日本賑災籌集了5萬元大洋。“上海伶界聯合會”也在“新舞臺”開展兩天的義演，由何豐林、盛竹書、汪精衛、史量才、虞洽卿、葉楚傖、張季鸞等人贊助。上海書畫保存會通過拍賣，為日本賑災籌集款項，拍賣的畫作包括會員們收藏的唐寅（唐伯虎）、劉墉（劉石庵，即“宰相劉羅鍋”）、吳昌碩、李梅庵、錢季寅等名家精品。

上海縣教育局、教育會發起成立“救濟日災會”，上海縣立各小學都成立了“募捐隊”，除向學生及家長募捐外，孩子們還“手執‘救命’、‘恤鄰’等字樣小旗，沿途演說，挨戶勸捐，精神充足，言論切當，路人頗義之”。

北京各界于9月5日在中央公園“來今雨軒”集會，北京銀行公會捐助10萬元購買米面3萬石。世界紅十字會中華總會決定撥付5萬元賑災，派代表攜帶糧食、衣物、藥品趕往日本。天津方面，直隸省長王承斌召集天津商界人士會商援助日本災區。天津紅十字會、天津報界公會等紛紛行動，籌糧籌款，支援日本。廣州、南京、東三省等都捐出大額糧食、物品和款項。

在段祺瑞的“救災同志會”成立儀式上，倪嗣沖、周學熙、靳云鵬、曹銳、曹汝霖、張勛、鮑貴卿等出席并捐款，當場籌集了價值10萬日元的款項，次日直接匯給日本首相山本權兵衛。此外，擔任直魯豫巡閱使的曹錕，捐款5萬元，3萬元為賑濟日人，2萬元為賑濟旅日華僑、留學生；兩湖巡閱使吳佩孚、湖北督軍肖耀南各捐款2萬元；江蘇省長韓國鈞、直隸省長王承斌、松滬護軍使何豐林、安徽省長呂調元、浙江督辦盧永祥、浙江省長張載陽等均捐款1000元至1萬元不等……

有學者統計了上海《申報》（9月12日至1月29日）、天津《大公報》(9月11日至12月25日)的鳴謝公告，及天津《大公報》（9月15日至12月30日）另行刊登的“救災同志會段祺瑞等謹啟”的捐款實收公告，僅此三項的捐款總額的大洋就達到44萬元以上。

以上海為中心的江浙地區，成為這次救災的主力，包括溫州在內的不少中小城鎮也建立了賑濟日災團體。日本輪船甚至直放溫州，運載木炭、煙葉、菜子、鮮蛋等物，一次價值就高達51萬元。

中國積極援助日本，當時喜出望外的《大阪朝日新聞》發表了一篇題為《感謝善鄰之同情》的社論：“中國人會出此熱心來救日人的災難，實在是日人夢想不到的事，大驚嘆中國人此次行動之敏捷，而感謝中國人的高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