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這是宋人王安石寫的一首贊揚商鞅變法的一首詩。商鞅是戰國時期秦國著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王安石和他一樣，是宋代著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變法的艱難，使得王安石對商鞅感同身受，所以寫詩稱道，以表自己變法的決心。

王安石在詩中講的“一言為重百金輕”的典故，說的就是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司馬遷在《史記·商君列傳》中是這樣描寫的，“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于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 能徙者予五十金。 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這段話的意思就是說，商鞅變法的法令雖然已經擬好，但還沒有公布，因為怕老百姓不相信自己。于是商鞅就在都城的南門，豎了一根三丈長的木頭，說是如果有誰能把它搬到北門，就賞十金。老百姓對這事感到很奇怪，沒人敢搬。商鞅便又下令說：“如果有人能搬就給五十金。”有一個人來搬了，不知是不是他的親屬，商鞅果真賞他五十金。

商鞅就是用這種辦法來向老百姓表明，自己說話是算數的，是講究誠信的，是賞罰分明的。將來法令一旦公布，如果有人不去執行，好，嚴肅處理決不客氣。所以，千萬不要小看了這誠信，誠信是立國之本，不能取信于民，沒有人民群眾的支持，再好的改革，也難以成功。尤其在民智未開，愚昧無知的時候，就必須采取一些辦法，讓他們知道變法者的厲害。這樣，他們才會對新的法律產生敬畏之心，變法才會順利進行。

然而，徙木真的可以立信嗎？我看未必。

首先立法者制定法律的基礎便出現差錯，因為他們把老百姓看成是民智未開，愚昧無知的，是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的。其實不是這樣。讓我們來仔細想一想商鞅的徙木立信，一個堂堂的國家宰相，吃飽了撐的，讓一個人把木頭從南門扛到北門，就賞十金，這不符合邏輯，也不符合法度，人民不相信是對的。緊接著，商鞅又把賞金漲到五十金，這就越發地荒唐了，這和我們今天許多官員拍腦門，瞎折騰，隨意決策沒有什么區別。好在商鞅還沒腐敗，如果腐敗，暗中找一個自己的親屬，說你把這個木頭扛了，我給你一百金，既把事情做了，又自己人把錢得了。

再則，老百姓對徙木的法令不相信，并不說明老百姓愚昧，恰恰說明老百姓不盲從，他們有自己的思考，有自己的標準。商鞅的徙木立信是建立在荒唐的基礎之上的，他是在用這種荒唐來證明自己的誠信，這本身就是一個極大的荒唐。人民群眾有權利對商映的法令持懷疑態度，不但要對他徙木的動機產生懷疑，還要對他的執政能力產生懷疑，如果是民主國家，不但要對他懷疑，還要對他的隨意決策進行彈劾。

其實每一項法律政策的出臺，老百姓都會持懷疑的態度，這正說明老百姓并不愚昧，正說明老百姓是善于思考的，不是盲從的。因為歷史證明，每項政策法規的出臺都不是完美的，都是有既得利益者，都會傷害到一部分人的權益。所以他們要觀望而不是響應，他們要批評而不是急于贊美。

一個官員取信于民的關鍵，不在說到做到，而在說的合理，在公平、公正、公開，然后才是說到做到。現在我們常常會聽到有人警告說，告訴你們，我說話是算數的。可是大家并沒有因為他說話算數而受到鼓舞，沒有因為他說到做到而信賴他，反倒一聽到這樣的話，就提心吊膽，就戰戰兢兢。為什么？就是因為我們現在的有些領導干部，道德水準不高，管理水平低下，為所欲為，我行我素，說提拔誰就提拔誰，說懲處誰就懲處誰，權力不受限制，決策沒有制約。這樣的領導如果說話算數，除了讓人擔憂，豈有他哉！

我們都很喜歡孔子說的一句話，叫“言必信，行必果”。這句話是孔子說的不假，但是孔子說的這句話，根本就不是我們理解的那個意思。在《論語.子路》篇中，孔子在回答子貢關于怎樣才可以稱得上是士的問題時，把士分成三等。他認為，第一等的士，做事有羞恥之心，出使外國能很好地完成國君的使命。第二等的士，宗族稱贊他孝順父母，鄉親們稱贊他尊敬兄長。而第三等才是那些“言必信，行必果”的人。可是在孔子的眼里，這第三等的士，卻是“硁硁然小人哉！”

為什么孔子要把這些人當成小人看待呢？其原因就是這些人不辨是非地去踐行自己的“言必信，行必果”的準則。這種沒有是非標準的說到做到，必然誤國誤民，甚至禍國殃民。對孔子的這個思想，孟子又進一步做了闡述，他說，“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只有建立在“義”的基礎上的信，才成其為信;失去“義”的信，誰還敢相信啊！

商鞅徙木之信，何信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