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探”是狄仁杰在很多人腦海中的印象，但這距離真實的狄仁杰有不少差距。在史籍中，他是知人善任、能力超群的政治家，是再造唐室的大功臣。根據史料記載，狄仁杰由明經科中第，從此踏上仕途。按照唐代規定，明經科上來的人，根據考試成績，授予不同品級的官職。狄仁杰被派到汴州擔任判佐，是個從七品下的官。汴州就是今河南開封。當時這一帶屬于經濟發達、人口稠密的地方，此時的狄仁杰可謂春風得意。不過很快他就遭受了仕途上第一個打擊—有人向上級誣告他，這讓他經歷了不大不小的一番折騰。此事由時任河南道黜陟使的閻立本來處理。

唐代前期為了監察地方官，經常派遣官員擔任黜陟使，不定期巡察各地，懲處違法官員。閻立本把這個事審查了一番，得出了結論—狄仁杰不但不是個壞官，而且是個大大的好官。于是他找來狄仁杰，對他說：“仲尼云："觀過知仁矣。"足下可謂海曲之明珠，東南之遺寶。”所謂“觀過知仁”是孔子的話，原話是“觀過，斯知仁矣”，大致意思是人的品性不同，看這個人犯的過錯，可以看出這個人是個什么樣的人—從你狄仁杰的所謂過錯來看，你是個好官，是被埋沒的珍寶啊！

于是狄仁杰非但沒有受到處分，反倒升官了，閻立本保薦他擔任了并州都督府法曹參軍，這是個正七品上的官職，狄仁杰因禍得福了。擔任法曹這樣的官職對狄仁杰來說是個極好的鍛煉，日后他斷案的能力極有可能就是在并州培養起來的，在這里他工作了10年以上，為他日后的行政生涯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在并州狄仁杰干得很出色，但是由于史料的缺乏，我們無法再詳細進行描述。上元二年(675年)他被調到了長安擔任大理寺丞。由法曹到大理寺丞，都是司法官員，他獲得此職，一定是因為在法曹任上的杰出表現。可見歷史上狄仁杰善于斷案的美譽不是浪得虛名。當了大理寺丞后不久，狄仁杰就創造了一年斷案17800起的紀錄。這意味著一年不休息的話，平均每天要斷案49起。審理卷宗不是看小說，我敢擔保多數人看小說的速度都沒這么快。后來狄仁杰那個神探的美名，就與他在地方和大理寺善于斷案有關系。不過可惜的是，這些案子在史籍中基本都沒有留下細節。

后來因為出色的工作能力，狄仁杰得到了高宗的賞識，從大理寺丞升任侍御史，后來又擔任過寧州刺史、冬官(工部)侍郎、洛州司馬等。在武則天天授二年(691年)9月，62歲的狄仁杰第一次被任命為宰相。但沒過幾個月，狄仁杰就因酷吏來俊臣的誣告“謀反”被捕入獄，還差點死掉，雖然后來真相大白，武則天卻不肯完全為他平反昭雪，貶他到彭澤去擔任一個小小的縣令。唐代的官員多數70歲就退休了，此時的狄仁杰已經64歲，要是一般人，也許早就心灰意冷，破罐子破摔了：反正我窩在那兒，我干得好干得壞，有誰知道呢？可是狄仁杰不是這樣，他一生最有職業精神。哪怕做一個小小的縣令，也做得有滋有味，從來不怨天尤人。

史書上沒有記載狄仁杰在彭澤縣的所作所為，只有《新唐書》里留下了短短的六個字：“邑人為置生祠。”為活人建立的祠堂就是生祠。古人在表達對某個官員的深厚感情的時候，會湊在一起建個德政碑，在該人去任的時候進行歡送或者挽留，而建立生祠則是老百姓表達自己感情最強烈的手段了。狄仁杰在彭澤縣的時間一共是兩年多，并不長，但是以狄仁杰一貫的仁政思想和敬業精神來說，他一定在任期內兢兢業業，為彭澤縣老百姓辦了許多的好事，老百姓對他感恩戴德，所以才有了這座生祠。后來宋代大文豪范仲淹路過彭澤，參拜了狄仁杰祠堂，他們兩人有許多相近之處，都是孝子忠臣，又都為民直言得罪權貴而遭貶，所以范仲淹感慨良多，揮筆寫下了經典名篇《唐狄梁公碑》。無獨有偶，宋代詩人、書法家黃庭堅也是狄仁杰的“粉絲”。他曾經寫詩《題馬當山魯望亭四首》盛贊狄仁杰：“鯨波橫流砥柱，虎口活國宗臣。小屈弦歌百里，不誣天下歸仁。”紹圣元年(1094年)黃庭堅揮筆書寫了《唐狄梁公碑》碑文，有拓本傳世至今。此碑人稱“狄公事、范公文、黃公書”，謂之“三絕”。

當然了，樹碑立傳的也不見得都是好官。明朝大太監魏忠賢也有人給他建生祠，但那是官員們溜須拍馬的結果，與狄仁杰這座老百姓建立起來的生祠相比，判若云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