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來不少人認為，老子是主張搞愚民術的，這主要源于對《老子》第三章、第六十五章的不同理解。老子成了主張搞愚民政策的罪人，這實在是一個冤假錯案，應該給予糾正。

《老子·三章》：“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圣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這段話中，“賢”，敦本作“寶”字。《說文》謂：“賢，多財也。不尚賢，猶不尚多財”與下文“不貴難得之貨……”一樣，皆指財物而言，不是說不尊重有賢德的人。“虛其心”，民則無欲。“實其腹”，民則無饑餓，當然就會感到滿足。“弱其志”，民則無欲望、不爭，不受外物之迷惑。無知，意謂沒有什么意見，能安居樂業，對生活現狀感到滿意。

可見，老子在這章里是對現實社會中的物欲橫流和道德淪喪進行批判，他認為，統治者崇尚財物、炫耀富有，是擾亂人心、造成社會動亂，即“民爭”、“民盜”、“民亂”的根源。因此，要堅決杜絕。所以，圣人治理天下，應該消除奸詐智慧和貪婪私心，使民眾恢復純樸的民風，國家才能大治。這要求：統治者不崇尚表彰錢財富有之人，使民眾不去攀比爭奪。不珍愛難得的貴重奇貨，使民眾不去偷盜。不顯耀可貪心的欲望，使民眾的思想不被擾亂。因此，圣人治理天下，在于使人們的思想凈化純樸，解決好民眾的溫飽，增強人們的體質。總之，要使他們沒有多少意見，沒有太多的欲望，使那些奸詐的聰明人不敢膽大妄為。按照無為的原則順應自然規律來辦事，天下就沒有不太平的了。

《老子·六十五章》進一步闡發了治國要使民風返樸歸真的重要意義，并在第十八章、第十九章中批判了儒家的“仁義”、“智慧”之“學”。“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也。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也。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之兩者，亦稽式。恒知稽式，是謂玄德”。老子在《六十五章》中的旨意，乃闡述“無為”治國的方針政策問題，他提倡用誠樸、自然的“道”的內容對民眾進行“德育”，則國泰民安。

老子是否主張搞愚民政策，關鍵是如何理解“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也”這句話中的“愚”字。如果僅僅從今天人們對漢字表面的意思去理解，當然是說老子主張愚民政策。其實不然，古漢語的“愚”，與今天我們所說的“愚”，其意思是不一樣的。“愚之”，實為使民眾誠樸、淳厚之意。明民，意為啟發民眾巧智。王弼注《道德經》說：“明，謂多見巧詐，蔽其樸也。愚，謂無知守真順自然也”。河上公注《道德經》說：“謂古之善以道治身治國者，不以道教民明智奸巧也，將以道德教民使質樸不詐偽也。”高延第認為：“愚之，謂返樸還淳，革去澆漓之習，即‘為天下渾其心’之義，與秦人燔詩書，愚黔首不同”。

所以，老子的“愚之”，根本不是搞愚民政策的意思，而是主張去除奸智，提倡誠樸。老子認為，由于統治者以智治國，而民眾巧以應付，所以，奸偽叢生，天下大亂，即所謂：“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老子·十八章》)，這就是“以智治國，國之賊”的理論根據。由此，老子提出要“絕圣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絕學無憂(《老子·十九章》)”。因為，現實社會喪失了“道”，才出現孔子那一套仁義、禮樂等，即“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

由上可見，老子完全是針對奸詐虛偽的社會風氣，而提出對民“愚之”，即社會回歸到誠樸純真的自然天性。要說主張愚民術的，孔子算是愚民政策的倡導者，他明白無誤地宣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此外，另據易州龍興觀碑本《道德真經次解》本載：“非以明民，將以娛之”。并鄭重地宣布：“此本與舊本雖不同，自奉義理。將來君子，勿妄移改也。”娛，乃悅樂也。另據馬敘倫考證“范本作‘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非以娛之。’”如果《老子·六十五章》本來為“娛之”，那么，歷來認為老子主張愚民政策，就失去了根據。馬敘倫之說雖有待進一步考證商榷，但不無道理，卻符合老子“正言若反”的語言特點，我信之并從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