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不移，流民似水”，大饑荒面前，為了求生，逃荒成為災民不得已的選擇，他們不得不背井離鄉，遠赴異地，用雙腳走出一條逃荒路。對很多逃荒者來說，逃荒路簡直是死亡路，但求生的本能還是讓他們毅然走上這條“希望之路”。山西人的走西口，山東人的闖關東，以及1942年中原大災荒發生后河南災民的西行之路，鑄就了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幾條移民之路。

走西口：山西人的苦難史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實在難留，止不住那傷心淚蛋蛋，一道一道往下流，正月里你娶過門，二月里你西口外行，早知道你走西口，哪如咱們二人不成親……”

這首二人臺唱的正是當年走西口的老百姓為了生存經殺虎口到口外謀生的那段歷史。

據歷史記載，走西口現象大約從明代中期開始，其高潮出現于明末清初，直到清末民初，走西口的人口數量最大，前后經歷了大約300年的歷史。

“走西口的主要是山西人，陜西、河北也有流民涌入走西口的大潮。”山西不但土地貧瘠，而且自然災害頻繁，清光緒初年出現被稱為“丁戊奇災”的近代最嚴重的旱災，造成大饑荒，與其挨餓坐以待斃，不如走出去，也許能闖出條活路來。劉曉煥告訴記者，成千上萬的老百姓不得不流離失所，奔赴口外，涌入歸綏(今呼和浩特)、察哈爾和鄂爾多斯等地謀生。

“自古那個黃河向東流，什么人留下個走西口？”在民歌里，山西人凄慘地唱出當年走西口的人們的哀怨心聲。為了謀生，他們不得不背井離鄉，淚別父母妻兒，遠走異地過著孤苦艱辛的日子，心中難免充滿悲傷與酸楚。

當年一代又一代的山西人走西口，走出了一部苦難史，也走出了一批歷經磨練而精明強干的晉商。包頭，現在是內蒙古草原上最大的工業城市，人口超過200萬。在100多年前，它還只是個叫包克圖的小村子。包頭人說，因為山西人到這里做生意，才慢慢有了今天包頭城的雛形，現在包頭城里還流傳著“先有復盛公，后有包頭城”這樣的說法。復盛公就是山西喬家在100多年前開的商號的名稱。

到了清末民國時期，西口之外的地區政局動蕩不安、災患頻仍不斷，走西口的移民仍然和口內一樣生存無著，走西口的規模漸漸變小，從此走向衰落。

走西口給處于落后游牧狀態的內蒙古中西部帶去了先進的農耕文化，伴隨著“走西口”移民的進程，口外內蒙古地區當地的整個文化風貌發生了根本的改變。

闖關東：千萬山東人的宿命

19世紀，山海關大門敞開，流民潮涌。自此，闖關東浪潮開始。

清朝入關后，實行民族等級與隔離制度，嚴禁漢人進入滿洲“龍興之地”墾殖，頒布禁關令，長期對東北實行封禁政策。山東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劉曉煥告訴記者，清初，統治者處罰犯人時將其遣送邊陲之地，山東觸犯刑律者多發配到“極邊寒苦”的東北。19世紀，黃河下游連年遭災，清朝政府卻依舊禁關，成千上萬的災民不顧禁令，冒著被懲罰的危險，“闖”入東北。

民國時期，闖關東洪流澎湃，山東移民進入東北的規模大大超過清代。劉曉煥表示，山東人多地少且土地占有極不合理，造成廣大人民生活極端貧困，“像京杭運河兩岸，人口眾多，隨著運河通航能力的下降，生計出現困難”，而東北三省地廣人稀，土質肥沃，對山東破產農民有很大的吸引力。“另外，東北工農商業比較發達，貿易較多，需要大量勞動力，許多山東人也選擇到東北打長工。”

“災荒與戰亂是促使山東人闖關東的直接原因。”山東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王林表示，19世紀二三十年代，山東天災頻繁，兵連禍結，戰爭連年不已，兵匪、旱災、蝗災常常輪番發作，釀成極嚴重的饑荒，當時災民逃荒的主要途徑就是闖關東。

王林告訴記者，山東人闖關東歷史悠久，到清朝末年移民數量已不下幾百萬，他們與山東老家的親屬鄰里保持著各種各樣的社會聯系，災民由此取得各種信息，“當時的報紙記載‘其稍有力者則投奔東三省北滿一帶，因東三省北滿皆山東人多故也’。”

“山東災民到東北逃荒的線路主要有兩條，一條是由陸路逃到京津，再乘京奉火車到奉天。一條是由海路乘船到營口、大連上岸。”劉曉煥說，他們由煙臺、威海衛、青島等地然后坐火輪船到大連登陸，或者在沿海的黃縣龍口等小渡口坐帆船到對岸營口，“路程近，路費比較便宜。”“據相關資料，1927年至1929年，內地移入東北人口300余萬人，山東人占全數80%。”王林告訴記者，民國時期闖關東的山東人達1500萬以上，“規模之大，極為罕見。”

隴海線：河南難民的死亡線

1942年的中原大饑荒讓1000多萬河南難民，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在無盡的死亡線上掙扎，逃荒成為他們求生的選擇。“從八月份起，我便看到這些破破爛爛的人，開車之前，沖鋒似的攀援到火車的頂蓋上。頭頂上炎炎烈日張著火傘，腳下是烙人皮肉的炙熱的鑌鐵，人們肩挨肩地在一起堆砌著。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時光又飛過半年，現在是滴水成冰的嚴冬了，而這破爛的行列，卻依然滾滾地向西流著”。

當時南陽的一家民營報紙《前鋒報》特派記者李蕤在1943年“災區系列通訊”《豫災剪影》中這樣描述：隴海鐵路，在災民的心目中，好像是釋迦牟尼的救生船。他們夢想著只要一登上火車，便會被這條神龍馱出災荒的大口，到達安樂的地帶。

因為戰爭，洛陽成為隴海線暫時的始發站，也成了逃荒的始發地。

擁擠不堪的車廂，滿載著攀爬在外面的人們，但這只能疏散饑民中的一部分。在這場十萬火急的大逃亡中，成千上萬的難民只能沿著隴海線一步步前行，沿途樹皮被吃光，餓殍載道。

西行的路一路向西，直至西安、寶雞、銅川、天水。“逃到西安的人，才算灰心絕望到了極點，有許多是活活餓死，有些則是一家人集體自殺。”許多逃荒難民在西安扎根，生存下來，還有許多難民將西安作為中轉站，像蒲公英般四處散去。

從西安開往寶雞的火車同樣擁擠。據有關部門統計，1942年前后，從河南逃荒出去的難民有近百萬人在寶雞安家落戶。這近百萬河南難民，來到當時僅有數千人的寶雞縣城(今寶雞市)，在寶雞城外的河灘、山坡上搭起一片片難民棚。說河南話、喝胡辣湯、唱豫劇，直把寶雞改造成了“小河南”。

災荒連年，老百姓不免經常逃荒。1942年中原大饑荒時，為什么大多數災民都向西逃荒呢？這與當時的戰亂有關。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副所長、著名災荒史學家夏明方表示，河南北部、東部已經淪陷為敵占區，西邊是國統區，相對來說是后方，相對穩定，而且還有鐵路，災民以為只要到后方去就有飯吃，于是拼命地往西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