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一詞原本泛指三江五湖，尤指長江與洞庭湖，而俗稱“黑道”的江湖，大概形成于兩宋社會。指代自然環(huán)境的“江湖”演變出后者的意思，恐怕并非偶然。那些具有反叛性的游民，不論出于自保還是求生，開始自發(fā)組織力量對抗國家秩序，從而營造出一個游離于王朝管理體制之外的江湖社會。然而，這個具有文化象征意義的“江湖”，其形成與自然地理上的江湖頗有關系。顧炎武說：“濱江則有江盜，濱湖則有湖盜”。呂思勉先生也注意到“古之為盜者，率多保據(jù)山澤”(《呂思勉讀史札記》)，陳涉起于大澤;桓楚亡命澤中;黥布號稱鄱盜;彭越常漁于巨野;劉邦身匿芒碭山澤間;陳友諒乃沔陽漁家之子;歷史斑斑可鑒，所謂“江湖”、“江洋大盜”諸詞，估計都派生于此類水上“盜匪”。地理的江湖造就好漢們的江湖，最快意的莫過于水泊聚義的梁山好漢。梁山泊不僅成就了英雄，也成就了流傳后世的《水滸傳》。

梁山泊之外，洞庭湖、鄱陽湖、太湖均號稱東南巨浸。洞庭湖地處長江中游兩湖之間，其水域于宋元明清時期最為遼闊，“江陵而下，地與澤半”，襟江帶湖，素稱澤國。明人王士性《廣志繹》載：“洞庭水漲，延袤八百里，盜賊竊發(fā)。”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載：“漢沔之間，湖泊遼曠，萑葦茂密，盜賊竄匿之區(qū)也。嘉靖間，漢川風門河一帶上下數(shù)十百里，群盜出沒，劫殺商船。荊門州治四維，湖山相半，如沙洋等處，素稱盜賊淵藪。”

洞庭湖區(qū)內(nèi)影響最大的盜匪活動，莫過于發(fā)生于南宋的鐘相、楊幺起義。建炎四年(1130)，鐘相自稱楚王，率眾起事，憑據(jù)洞庭湖深廣險阻的地理優(yōu)勢，以宗教活動相聯(lián)絡，倡議“等貴賤、均貧富”，波及環(huán)湖地區(qū)十九州縣。鐘相死后，楊幺繼起，利用洞庭湖港汊交錯的地形大建水寨，一度達到七十余座。另又制作大型車船無數(shù)，多次重挫官軍，包括著名的石牌大捷。《水滸傳》有詩云：“蓼兒洼內(nèi)，前后擺數(shù)千支戰(zhàn)艦艨艟;水滸寨中，左右列百十個英雄好漢。”似乎就是楊幺水軍利用水寨、車船進行水上作戰(zhàn)的真實寫照。不論楊幺起義與《水滸傳》是否有淵源，僅就形式而言，兩者相似之處頗多：皆憑依八百里曠渺煙波，“陸攻則入湖，水攻則登岸”，隊伍的機動性和靈活性大大提高，形成一種獨特的水泊嘯聚的游擊模式。

古代的鄱陽湖也是一個盜賊集聚之地。鄱陽湖地處九江沖積扇以南，湖口以下如同一個巨大的水囊，吊掛在江西三面環(huán)山的平原區(qū)域。其變遷與洞庭湖相類似，秦漢時期雖非大澤，但也是水網(wǎng)密布的湖沼景觀。秦亡之際，黥布與驪山之徒聚集于九江水域(很可能是江北的彭蠡澤)，號稱“鄱盜”。唐宋以后，湖區(qū)漸大，盜匪為患愈烈。章潢《圖書編總論》云：“鄱陽匯合三江，波濤彌漫，盜賊舸艦率以為歸，遂為豫章諸郡之患。”

《莊子·大宗師》：“泉涸，魚相與處于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這句充滿意境的話用在這里似乎不大合適，但盜匪與江湖確實是“相濡以沫”的關系。根據(jù)王日根等人的研究，江湖盜匪主要有四種來源：以水為生活場域的漁船戶、江河沿岸的居民、沿河地區(qū)的捕役和汛兵、漕戶鹽丁以及各類窩主，又大致分為半職業(yè)和職業(yè)型盜匪。職業(yè)盜匪畢竟數(shù)量有限，反而是兼?zhèn)錆O戶與盜匪雙重身份的現(xiàn)象大量存在。雍正六年(1728)，湖廣總督邁柱曾上疏言明江夏縣一帶水上盜匪之情形：查楚省江河渡駁、江劃小船與茅蓬船只，此等船戶皆窮苦無賴之徒，或系沿江、沿湖附近村莊，或系四處混聚，未知來歷，亦無牙埠約束。黃昏深夜，巧以捕魚為名，乘空即將過客行舟逞志截劫。塘汛地方因其捕魚，不便拿緝。甚有竊劫鄉(xiāng)村，盜已獲而無窩家，借船以為巢穴。如臣屬江夏縣之八吉堡，地方素稱盜藪，其故皆由附近村莊，多以捕魚為業(yè)，家設劃船茅蓬，借名為匪，礙難查緝。

舊有諺語云：“十個船家九個偷”，他們亦民亦賊，“晝則在港捕魚，夜則出港行劫”，或者見財起意，利用熟練的水性和獨特的地理環(huán)境伺機作案。這種說法似乎有行業(yè)歧視之嫌，但或許可以窺見個中情實。只有不道德的社會，沒有不道德的人。一個游離在王朝管理體制之外的江湖社會，自有其江湖內(nèi)部的秩序在發(fā)揮作用，漁戶置身其間，自受江湖法則所支配，亦無常理可講。這或許就是“人在江湖，生不由己”的道理。

盜匪之所以樂于選擇江河湖澤落腳，這與江湖水環(huán)境的復雜性關系莫大。湖面遼闊，四通八達，港汊交錯，沙洲縱橫，蘆葦叢生，江、湖、山、嶼、洲、蕩等多種地理景觀往往勾連環(huán)結(jié)，構(gòu)成一個水網(wǎng)密集的澤藪景觀結(jié)構(gòu)。加之天有陰晴，潮有漲落，灘涂暗礁之分布各有規(guī)律，只有久據(jù)水域者方可把握，對于官府和行商富賈而言，處江湖之遠還真是一個大陷阱。江湖盜匪利用如此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往往“駕舟揚帆，飄逸無常，溪港錯雜，奔逸難定”。楊國安曾總結(jié)出江湖盜匪具有流動性、隱蔽性和分散性的特征(楊國安《國家權力與民間秩序：多元視野下的明清兩湖鄉(xiāng)村社會史研究》)，其藉江湖之險，進退可據(jù)，鋌而搏命，與官府之間如同貓鼠游戲，深得游擊戰(zhàn)精髓。

江湖多處發(fā)散型的水陸交通網(wǎng)絡之上，交通便利、物資供應充足則是造成“江湖多劇盜”的另一個重要原因。自唐宋之際經(jīng)濟重心轉(zhuǎn)移東南，鹽、糧乃國之重利，東南系王朝財賦之命，以漕運水系相維系構(gòu)成財富網(wǎng)絡。東南財賦與漕運，恐怕就是宋以后長江下游、運河、湖泊盜匪充斥的重要背景。盜匪視江河湖澤為利藪，除了豐富的漁產(chǎn)和農(nóng)業(yè)富庶之外，與運河相維系的鹽、糧等大宗貨物商品也是盜匪們垂涎的目標。內(nèi)地封閉型的高原湖泊，自古甚少有嚴重的湖匪之患，恐怕就在于不具備豐厚利源和便利交通使然。

當然，很多學者也認為：歷史時期人口增加，土地流失，大量流徙之民涌入江湖之間，不得已棄耒耜而亡命于湖澤，淪為盜賊。生計之艱難，加之大型水域向來是官府管理的薄弱環(huán)節(jié)，導致江湖之區(qū)成為魚龍混雜、良莠難辨的場所。這自然也是江湖多盜的更宏大的社會背景，但這個原因似乎過于宏大了，幾乎是各種盜賊滋生的共選答案。因此，在水言水，造就“江湖”的江湖，那個與盜匪們“相濡以沫”的江湖，折射著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明暗兩面：除了煙波浩渺的好水色值得我們凝望，還需要我們深入省思往昔江湖之間的恣縱、快意與罪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