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檢驗一個人的人生觀，最好先看此人的金錢觀。蘇東坡仕宦一生，坎坷無數，卻始終光風霽月，超然高蹈，如同云端漫步的謫仙。這與他對金錢的態度不無關系。

蘇東坡不看重金錢。他在《東坡志林》中說：“近日頗多賊，兩夜皆來入吾室。吾近護魏王葬，得數千緡，略已散去。此梁上君子，當是不知耳。”好賊不打空轉身，前提是知道主家有錢可偷、有寶可竊。所以，凡是日進斗金的商人，常有“孝敬”的仕宦，天降橫財的暴發戶，都是竊賊緊盯的目標和頻頻光顧的對象。蘇東坡為人護葬，撰祭文、題墓碑、寫志銘，哀悼之余，潤筆頗豐。梁上君子把蘇東坡也當成了暴發戶，連續兩夜入戶，其志在必得之心可知。然而，聰明的竊賊并不知道，蘇東坡不蓄資財。他曾說：“俸入所得，隨手輒盡”，每個月的工資，領了就花，到手就沒了。他對所得潤筆、酬謝之類也是如此。“散去”二字，盡現蘇東坡視金錢的態度，有錢大家用，有錢用到無錢止，邊得邊散，隨手輒盡，其瀟灑來去、不受牽絆的人生態度盡現。而那竊賊，見不及此，雖連續兩夜光顧，也不得不空手而歸。

蘇東坡不但不看到金錢，還樂善好施。蘇東坡的門生中，以李廌家境最差。李廌從小發奮，苦學不止，蘇東坡贊他有“萬人敵之才”。不過，李廌命途多舛，屢試不第，又缺乏生財之道，生活每況愈下，經常有一頓沒一頓。蘇東坡任翰林學士時，朝廷曾賜寶馬一匹，后來出知杭州，又賜一匹。對于尋常人來說，御賜之物，只字片紙都會奉為至寶，供著、藏著、收著，不輕易示人，何況還是寶馬神駒？但對于蘇東坡來說，此馬亦凡馬，也是可以換錢的商品。他見李廌快揭不開鍋了，慷慨地將其中一匹相送，給李廌換錢，以解斷炊之憂。

讓人感動的是，為了使李廌順利脫手，蘇東坡還特撰一帖文辭婉轉、書法精美的《馬券》，作為李廌賣馬的憑證：“元祐元年，予初入玉堂，蒙恩賜玉鼻骍。今年出守杭州，復沾此賜。東南例乘肩輿，得一馬足矣。而李方叔（廌）未有馬，故以贈之。又恐方叔別獲嘉馬，不免賣此，故為書公據。四年四月十五日。”（李一冰《蘇東坡傳》）不難看出，蘇東坡不僅有恤人之苦的慈心，周人之急的熱心，救人之窮的愛心，還有善解人意、體貼入微的細心。

蘇東坡仕途經年，俸祿豐厚，加上平時所得潤筆不菲，雖說不蓄資財，但身邊的余錢剩米還是有的，否則一家二十余口，得喝西北風。然而，元豐三年（1084），他因“烏臺詩案”被朝廷貶為黃州團練副使后，便斷了薪水和津貼，生活一落千丈。捉襟見肘的日子，既不能像寬裕時一樣揮金如土，也不能像乞丐一樣低聲下氣。怎么辦呢？蘇東坡的辦法是定計劃、做預算。

他在寫給秦少游的信中談到自己的“年度預算”時說：“初到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為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畫叉挑取一塊，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余，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蘇軾文集》五十二卷，孔凡禮點校）意思是薪俸斷絕之時，只好盡量節儉，全家每天開支不得超過一百五十錢。月初從積蓄中取出四千五百錢，分成三十份，掛在屋梁上，每天早晨用畫叉挑取一份，然后藏起叉子，免得多取。若當天未用完，則用大竹筒儲存，累積用來招待賓客。按此估計，積蓄尚可支撐一年余，到時再想辦法，無須多慮，預支不必要的煩惱。可見出手大方的蘇東坡，也有分外節儉的一面。

一個人如何對待義與利、榮與辱、苦與樂、得與失，是否公道、正派、誠實、善良、豁達、灑脫、友愛、敦厚，從他對待金錢的態度上均能一目了然。一個人若不計較金錢，就不會成日價營營茍茍、患得患失，更不會貪污腐化、違法亂紀。蘇東坡對金錢的超脫，決定了他對人生的超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