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新版神雕俠侶的熱映，在新版中著重被渲染的王重陽和林朝英的悲劇不由得為人所扼腕，而為什么滿懷壯志的王重陽起兵失敗，除了源于合議，還源于南宋初年的“北人歸北”的政策挫傷了北方愛國民眾的心。

史載秦檜歸國，引對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得南自南，北自北” 一語，自此聞名。是時趙構心中大悅，以為深得朕心，有“秦檜樸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之語。隔年秦檜為相，獻上二策，想以河北人還金國，中原人還劉豫，高宗又不高興了，斥言秦檜主張“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是北人，該居何處？政治之波詭云譎可見一斑。之前一直以為這不過是一時之語，誰知《紹興和議》后，這條據說由秦檜留金時的恩主完顏昌【即撻懶】提出的，藉由秦檜大力提倡的“南自南，北自北”的一套政策竟然還被執(zhí)行過，讓俺大跌眼鏡。

所謂“南自南，北自北”的人員歸屬原則，早在建炎元年(1127)九月金元帥右監(jiān)軍完顏希尹授交南宋的國書中就已提起，是時“書中索河東、【河】北人之在南者。” 建炎三年(1129)二月金人占領揚州時又曾聲言過，當時“金人揭榜于揚州市，西北人愿還者聽之，去者萬馀人。” 這一條規(guī)的核心意思，即將原籍在《紹興和議》規(guī)定的南宋境內的漢人歸南宋，原籍在《紹興和議》規(guī)定的金國境內的漢人、契丹、女真人歸金國。其目的推測有四：一是恢復北方流失人口;二是抽離宋軍主要以北方人組成的精銳部隊;三是區(qū)分南北引起漢人內訌;四是索回歷年戰(zhàn)爭中被俘或投降南宋的漢人簽軍及女真、契丹軍民。和議后，從此金國境內主要是北方漢族民眾，不但完全在名義上成為金國臣民，而且不能南逃，否則將被遣返。藉此，北方漢人被曾經的母國大宋朝廷因茍安而拋棄，進而造成北方漢族士人對南宋政權的感情由思念轉為失望，并逐漸自愿或被迫認同了金國的統(tǒng)治，積極投身金朝政權，最終轉變態(tài)度將南宋視為敵國仇讎。這一情緒在金宋對峙期間愈發(fā)加劇，元時對南、北士人的區(qū)別對待亦始于此，更直接導致了明清兩朝南北士人互相敵視態(tài)度的加深發(fā)展，對中國傳統(tǒng)政治格局產生了長遠的影響。

當然，宋高宗與秦檜做出這一決定時，并沒有想到如此多的負面影響。他們只是按照金國統(tǒng)治者的要求，為自己統(tǒng)治的安穩(wěn)精打計算而已。此外，這其中還摻雜了南北官員的政治斗爭。當時很多南方籍官員對北來高官心懷不滿，不時有人發(fā)表北人無用、辜負陛下的論調，在高宗耳邊吹風。高宗為贏得南方士人的支持，有時也要適當的打壓一下北來官員勢力。但北方官員依仗主要由北方人組成的軍隊勢力，在宋廷中往往占有支配地位，加之北人軍隊以及流落南方的北方流民、潰兵武裝集團在毫無鄉(xiāng)里感情的南方，多行劫掠勢同盜匪，更誘發(fā)了南方士人對北人軍隊的不滿情緒，因而對遣返政策持積極態(tài)度。通過北人歸北政策，宋廷內一批北方抗金義士以及熟知金國情況的北來逃亡者，被陸續(xù)遣返金國，高宗、秦檜為首的主和派以此達到了“內弱軍勢，絕后來歸降之心”的目的。孝宗時人上書言論：“紹興之和，首議決不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前議。凡歸正之人一切遣還。” 即訴述此段往事，原可以避免執(zhí)行的政策，在南宋主和派的堅持下卻最終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