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和甲骨刻辭告訴我們，有商一代，遷都是常態，而不遷都的時間反而較少。史書上說“商族遷徙前八后五”，也就是說，商王朝一共13次遷都，一直到了盤庚遷殷，才漸趨穩定下來，如《古本竹書紀年》所說“盤庚遷殷，至紂之滅，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

如果按王孫滿的說法“商祀六百年”來看，即有商一代一多半的時間都在不停地遷都。到了盤庚之時，尤其是他的侄子武丁即位的時候，商王朝才走向新一輪的盛世，史書褒揚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而他本人也被譽為“中興之主”。可為什么商代會不停地遷都？而在武丁時卻能“中興”？

這正是由于商代的“父死子繼”和“兄終弟及制”的盛行。由于商湯滅夏后并沒有實行“嫡長子繼承制”，而先王的孩子和兄弟又很多，內部紛爭自然就很劇烈。遷都與王位的爭奪是脫離不了干系的，史書上提到的“九世之亂”也說明了這一點：“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亂九世，于是諸侯莫朝。”如今有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雖然學者們對它們誰是亳都爭議很大，但這至少反映了一點，就是遷都有考古學上的依據。到了末代殷王武乙之時，才慢慢開始采用嫡長子繼承制。

孫教授認為商周時期的“亂之本”往往就來自于“并后匹嫡”和“大國耦都”。所謂“并后匹嫡”就是妃子所生的孩子取代了王后所生的嫡長子，這種現象在我國歷史上屢見不鮮，例如周幽王的“烽火戲諸侯”，其本質就是周幽王寵幸來自四川的美女妃子褒姒而冷落了王后，不僅如此，被愛情沖昏頭腦的周幽王還想廢掉王后所生的孩子，而立褒姒的孩子為將來的國君。但王后也不是吃素的，她的娘家是西戎，最后西周的結局就可想而知了。而“大國耦都”是指在一個分封的諸侯國里，不能立兩個實力相當的國都，否則動亂是必然的。例如晉國，晉文公先祖的封地“曲沃”比當時晉國國君的國都“翼”都大，而結果自然是國君被滅，曲沃代翼。

因此嫡長子繼承制對于當時國家的穩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而這一點我們也能從商周時期的墓葬形制上看出來：殷墟的王陵區分布著大大小小的十三座高等級墓葬，要注意，它們都是男性的墓葬，女性卻沒有被埋葬在這里。這與西周有著很大的差別，西周采取了國王與王后并排入葬的埋葬方式，也就是說，到了西周，嫡長子繼承制才真正確立下來，雖然有時候會因國王的喜好而發生“烽火戲諸侯”那樣的事情，但總體上還是沿襲著嫡長子繼承制。

武丁時期能“中興”的關鍵也不是他確立了嫡長子繼承制，而是他“舉賢任能”，史書告訴我們他即位后曾“三年不言”，因為一直沒有找到自己心儀的輔佐大臣他就一直悶悶不樂。直到有一天，他的手下為他帶來了一位泥瓦匠——傅說，作為一位“農民工”的傅說在當時甚至連名字都沒有，只得以他的工作地點“傅險”為姓。英雄不問出處，這并不妨礙傅說個人能力的施展。孫教授解釋道，史書雖有夸張之嫌，但卻反映了當時商朝貴族的腐化現象，以至于武丁不得不“求賢于野”。

為什么商貴族會墮落腐化？這與他們的嗜酒之風有莫大關系，我們得以從文獻和陪葬品上一窺究竟。商紂王“以酒為池，縣(懸)肉為林”這個大家都很熟悉，周初國君為了吸取商亡國的教訓就出臺了當時的“八項規定”——“尚書八誥”，其中的《尚書·酒誥》就告誡統治者“罔敢緬于酒”。

從考古材料來看，商周的面貌也有很大差異，其中商人陪葬的青銅容器中，觚和爵往往配套出現;而周人的青銅容器中多以鼎簋的配套出現，我們熟知的天子九鼎八簋，諸侯七鼎六簋等就是這個道理。這些變化反映了國家風尚的轉移：觚與爵都是飲酒器，而鼎和簋則是食用器，前者往往被附會為亡國之物;而后者則盛放糧食以祭祀神明和祖先，反映了周朝的農本位政策，有周一代國祚八百年，這和她重視農桑、推行禮樂制度都息息相關。婦好墓中出土了53件觚和40件爵，因此說明了婦好地位的非同一般，那么婦好到底是以何種形象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