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在《天龍八部》中對此有一段精辟的描述：“鮑千靈連連拱手，和各諸英雄招呼。他可真還不敢大意，這些江湖英雄慷慨豪邁的固多，氣量狹窄的可也著實不少，一個不小心向誰少點了一下頭，沒笑上一笑答，說不定無意中便得罪了人，因此而惹上無窮后患，甚至釀成殺身之禍，那也不是奇事。”在這部小說中也確實有這樣的事：蕭峰便是因為在洛陽牡丹花會上沒看馬夫人一眼，而被陷害得難容于天地之間，馬夫人臨死前說得明白，在她看來，蕭峰對她視而不見，便是“自高自大，自以為武功天下第一的傲慢家伙”。

為什么會這樣？這可能是因為，中國傳統上自來是一個高語境的熟人社會，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同族的人長期生活在一起，對彼此的行為方式了如指掌，熟悉到可以用面部表情、肢體語言、沉默來交流，而語言只是信息傳遞的一部分;但或許也正因此，任何微妙委婉的表示，都可能被對方過度解釋。不知道西方人是否如此，但我常常發現，中國人在人際交往中常采取一種有罪推定的態度，他們極其在意交往中的細節，且傾向于把一切無意的都看作是有意的，或說不區分有意和無意，無意的冒犯便常被看作是故意為之的惡意，而他們自己也深受這種心態的折磨。我一位朋友說，他的一個遠房姑媽和他父親打招呼，他父親沒聽見，結果竟因此結下了幾十年的仇恨。這種心理雖然在上一輩中更多見，但在年輕人也不罕見，尤其是戀人之間，這大概正是因為戀人間彼此尤為親密，在這種高語境互動之中遂易于將對方的任何微小舉動視為有意為之的強烈信號。

人們之所以對認錯人這樣的“小事”做出極其激烈的反應，并不是因為這件事本身，而是因為他們強烈地感受到有損自己的面子和尊嚴，而那就絕不是小事了。別人的一個眼神或無意的忽視，便可能使人感覺“你瞧不起我”。看似奇怪的是，這種狂暴的防御性攻擊，往往卻出自受害者的心態，一個敏感、自卑的人，釋放攻擊時常常極其強烈，因為他們把攻擊僅僅看作是適度的自我防御。在恥感文化或面子文化中，人們在交際中往往都要小心翼翼，可別什么地方不注意，就惹人不快，或被人看作是“不把人放眼里”。就算你內心對這些不以為然，但現實生活中大多數人畢竟也不愿無意中與人結仇。

不妨深思一下中國著名的“面子文化”：面子不僅是一種自尊意識，它還包含著社會名譽、社會地位，對中國人來說，這體現著人格價值，喪失面子首先激發的是強烈的恥辱感。如吳飛在《浮生取義》一書中所說的，“可以說，只要人處在與別人的交往之中，就存在面子的問題;而面子也只有在于別人交往的時候才有意義”，羞恥和“沒面子”，說到底都是對他人行為的反應，只不過在極敏感的人看來，很多未說出口的微妙之舉便已足夠感覺受辱。“面子”本身就和熟人社會的人際網絡分不開，閻云翔在《禮物的流動》中說過，“一個人雇人去干那些傳統上是無償幫忙的活兒是很尷尬的，因為那是在向世人表明，他在村里沒有面子，他的關系幾近于零。”也就是說，中國特色的“面子”和“關系”，本身和農業社會時代密切而頻繁的人際互動有關，而這些又內嵌在整體的差序格局之中。值得補充的是，面向陌生人的面子和熟人的面子，是頗為不同的。一位老人去北京兒子家的四合院，還像在農村時一樣，見到掉地下的樹枝就撿起來，兒子笑話：“別這么丟人了。樹枝值幾個錢？”他原本就住得有幾分不自在，聽了這話，竟因此上吊自殺了。但這句話如果是陌生的路人來說，老人恐怕也未必有這么大的反應。

恥感文化并不只是東亞所有，希臘學專家E.R.Dodds在1949年所著的《希臘人與非理性》一書中便已提出荷馬時代的希臘社會屬于恥感文化，更不必說整個中東、近東地區至今如此，在那里，最好不要當眾批評。但不可否認，這在中國文化中尤為根深蒂固。“面子”固然成就人格價值，但害怕丟面子、對他人的行為(尤其是批評)反應激烈，睚眥必報，乃至因而結仇，這不能不說是威權性格的體現。殷海光曾說“中國文化分子多帶權威性格”，便是因為發現很多人在學術討論中常常下意識地將他人無惡意的批評看作是有意針對自己的攻擊。毫無疑問，如果在公共討論中，時刻都要小心翼翼地注意對方的感受，那大概也就很難作出嚴肅的批評，而只能說些片兒湯話走過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