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朝為官不容易 監察嚴硬性規定多
在元朝為官，要受重典治吏的考驗。《元典章·刑部八·取受》云：“諸牧民官不先潔己，何以治人？”為重典治吏，元成宗時便制定了嚴禁官吏收受賄賂的專門法令——《官吏受賕條格》。后又頒布《贓罪條例十二章》，作為處理官吏犯贓罪的基本規范，其中枉法五章，不枉法七章，對各種職務贓罪都作出定性。明確規定：“今后因事受財，依例斷罪外，枉法贓者，即不敘用;不枉法贓者，須殿三年方聽告敘。再犯，終身不敘。”官員“不得因生日節辰送路洗塵受諸人禮物，違者以贓論;巡按去處并不得求娶妻妾，如違治罪;任所并巡按去處并不得拜識親眷因而受人獻賀財物，如違以贓論。”“諸職官到任，輒受所部摯見儀物，比受贓減等論。”元成宗還詔曰：“諸有司橋梁不修，道途不治，雖修治而不牢強者，按治及監臨官究治之。諸有司不以時修筑堤防，霖雨既降，水潦并至，漂民廬舍，溺民妻子，為民害者，本郡官吏各罰俸一月，縣官各笞二十七，典吏各一十七，并記過名。”甚至規定：如果犯人“其饑寒而衣糧不繼，疾患而醫療不時，致非理死損者，坐有司罪”，監獄主管難逃其責。
元朝重典治吏不光有種種硬性規定，且監察甚嚴，其監察制度比歷朝都完善。元朝的監察機關御史臺“諸臺官職掌，飭官箴，稽吏課，內秩群祀，外察行人，與聞軍國奏議，理達民庶冤辭，凡有司刑名、賦役、銓選、會計、調度、征收、營繕、鞫勘、審讞、勾稽，及庶官廉貪，厲禁張弛，編民惸獨流移，強暴兼并，悉糾舉之”。御史臺和中書省、樞密院互不統屬，三足鼎立。元朝在《設立憲臺格例》中明確規定，中書省、樞密院凡有奏稟公事，與御史臺一同聞奏。尤其是中書省有關重大政事的上奏，必須有御史大夫副署丞相的奏章才能生效。元朝以前，地方從未建立過正規的監察機構。元朝不但在地方建立了正規的監察機構，還形成了從地方到中央的獨立監察系統，分屬諸道肅政廉訪司和御史臺。
元朝不僅監察官員多，而且品級也高于歷朝。御史臺御史大夫由從二品提高到從一品。
元朝十分重視監察官員的選用，“擢官必自圣裁，取人必忠純體國以成篤厚之政。”所以，御史臺及地方諸道肅政廉訪司行事，“它官雖貴且重，不得予”。當然，御史臺及地方諸道肅政廉訪司的官員若違失犯法則是要加等治罪的。“諸風憲，薦舉必考其最績，彈劾必著其罪狀，舉劾失當，并坐之”;“諸風憲官吏但犯贓，家等斷罪，雖不枉法亦除名。”(《元史·刑法志·職制律》)“……不應坐贓出首，今后有犯人，比之有司官吏加罪一等。經赦不赦……”(《元典章·臺察咨稟登事》)
總之，在元朝為官不那么容易，不那么舒服愜意，不那么好混日子。重典之下必廉必勤且不論，還有如芒在背的監察在等著你，如果你鑄下這樣那樣的失職、過錯，甚或膽敢越雷池一步，觸犯法規，別說官位難保，乃至性命堪憂。
韓非子說：“治無小而亂無大也。”商鞅則有言：“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元朝治吏用重典，確實令其官場污弊較少，比后來明清兩朝好一些。(原題為：在元朝為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