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有個說法，不是明朝要自滅，是天要亡明。很多歷史迷至今都相信，如果沒有明末的“小冰河”時期，沒有李自成的農民起義，就靠清軍的八旗軍，根本就吃不下明朝。畢竟一個扎根于中原幾百年的大帝國，就算處于衰退期，也不至于被清軍的騎兵摧枯拉朽般地推翻。因此，更多人認為其實是李自成打下了天下，清軍只是借著吳三桂的“沖冠一怒為紅顏”間接竊取了勝利的果實。總而言之一句話：清朝入關有太多的巧合，吳三桂也成了“民族罪人”。那么，事實是這樣嗎？

公元1618年，努爾哈赤宣布“七大恨”，隨后便攻下了撫順，之后八旗軍在撫順一番殺戮搶奪后，努爾哈赤反明正式宣告開始。之后的1628年，據明史記載，“山西，陜西大饑，府谷民王嘉胤倡亂，白水盜王貳等應之，眾五六千人，為流寇之始”，王嘉胤之亂被視為明末農民起義的開始。也就是說在這10年之中，明朝的主要對手就是努爾哈赤和他的后金八旗兵。在國家尚且穩定，沒有“內憂”干擾的情況下，我們可以看到，明朝非但沒有壓制住后金的崛起，反而屢戰屢敗。雖然此時的后金也沒有能力攻下山海關，不過相應地，明朝不得不增加遼東邊防。此時的明朝國庫空虛，在朝廷沒錢加固防線的情況下，只能選擇最直接且簡單的方式解決問題，那便是增加稅收。

“其浙江十二省、南北直隸，照萬歷六年會記錄所定田畝，計七百余頃，每畝權加三厘五毫。”如此大規模地增加稅收，也不過只“搜刮”了230多萬兩白銀。對于應對后金的攻勢來說根本就是杯水車薪。然而，對于明末的農民來說，這次增加稅賦卻是一次無法忍耐的剝奪，尤其是在朝廷財政赤字不斷擴大的基礎下，變本加厲的搜刮接踵而至。到萬歷十七年，遼東的軍事開支已經達到了800萬兩，對后金的作戰已成為吸收明朝最后氣數的黑洞。

于是1628年，忍無可忍的王嘉胤帶著老鄉們揭竿而起，隨后，全國各地憤怒的農民紛紛效仿。本來對付后金就已經焦頭爛額的明朝，又不得不把槍口對準這些在背后捅冷刀子的“自己人”。1644年，李自成帶領的起義軍攻下明朝首都，明朝正式宣告滅亡。眼看一群農民奪取了中原大地的統治權，一個新興的農民政權即將建立。然而，關外的后金人有話說，他們覬覦皇位已久，決不能眼睜睜地看著被別人搶走。此時，兩個充滿爭議的人物因為一件充滿爭議的事情登上了歷史舞臺的中心，那就是吳三桂和他的陳圓圓。

李自成占北京后，劉宗敏霸占了吳三桂的愛姬陳圓圓。吳三桂大怒，悲痛之中他立馬反過頭來與清軍結盟對抗李自成。在兩股力量的輪番打擊下，李自成也沒能撐多久，江山就拱手落入了清朝的手中。

由此看來，先是李自成，接著是吳三桂，清軍真是撿了大便宜。實際上，李自成也好，吳三桂也罷，這些都是表象。明朝真正滅亡的原因，是它們無法壓制住后金的崛起。

在明軍對起義軍的作戰過程中，明軍勝多敗少，一度把李自成打到幾乎全軍覆滅。而明軍對清軍的作戰則正好相反，那時清軍的實力可以說是東亞第一，在戰術和軍隊作戰能力上均處于領先。許多關鍵的戰役中明軍均為慘敗，尤其是薩爾滸大敗后，明軍滅亡的結果基本被奠定了。

在吳三桂獻關之前，八旗軍已先后五次入關，最遠打到淮北。此時的清軍并非沒有攻下山海關的能力，在強弱對比之中，清朝取得最后的勝利只是時間問題。換句話說，后金的崛起是一個按鈕，它開啟了把明朝帶進毀滅的惡性循環。就算沒有李自成出現，也有可能有“張自成”、“王自成”，如果僅僅是明朝國家內部的動蕩，朝廷完全應付得來。相反，清軍的崛起與明朝的頃頹這一對比才是決定性因素，而吳三桂只是加速了這個過程。

實際上，吳三桂的陳圓圓被占也好，不被占也罷，清軍入主中原的結果，已經是無法改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