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羋月傳》前段時間熱播，女主角“羋月”的原型——秦宣太后開放的生活態(tài)度也被人津津樂道：宣太后執(zhí)政期間，韓國曾向秦求救。宣太后在朝堂上說：“從前我服侍先王，先王把大腿壓在我身上，我很難受;先王把身子壓在我身上，我卻很愉悅。為什么呢？因為承寵對我有利。韓向秦求救，要拿什么讓秦感到有利呢？”

這種開放的態(tài)度不止于言辭，且見于行動。宣太后曾與秦國北方強敵之主義渠君私通，還生了兩個兒子，換來秦國北方邊境的三十余年平靜。晚年，她又殺掉義渠君、滅了義渠國。她還長期豢養(yǎng)情夫，并在臨死前公然要求最愛的情夫殉葬。

這種開放一般被認為有兩個原因：秦國地處西陲，受戎狄文化影響較大，故不那么重視禮教;宣太后執(zhí)政期間，權(quán)勢熏天，自我放縱。其實還有第三個原因，也是特別重要的原因：商鞅變法。

商鞅曾把禮樂、誠信貞廉和仁義等列為毒害國家的“六虱”，認為國家要想強盛，必須先鏟除“六虱”。在秦孝公時代，商鞅將上述理念付諸實踐;孝公死，秦惠文王(宣太后的丈夫)即位，車裂了商鞅，但仍執(zhí)行商鞅定下的立國理念——排斥禮樂和誠信貞廉。

禮樂是中原各諸侯國的精神財富之一，蔑視禮樂其實是一種精神上的倒退。而商鞅的“理想國”本就是以整個社會的道德倒退為代價而建立的。為加強國家對民眾的控制，商鞅用律法強行要求有兩個以上男丁的家庭分家。大家族消亡，小家庭直接面對強大的國家機器，自然毫無抵抗力，這也直接導(dǎo)致了秦人家庭倫理的喪失。漢初的賈誼形容：秦時，兒子借給父親一把鋤頭，常流露出施恩的神色;母親拿幾個瓢碗去用，兒媳就會說難聽的話，真快趕上禽獸了。

同時，商鞅制造“特務(wù)國家”，連同床共枕的夫妻也有互相告密的義務(wù)，導(dǎo)致社會風氣嚴重敗壞。直到漢文帝時代，民眾樂于告密的風氣才得到扭轉(zhuǎn)。為了讓民眾保持愚昧、利于統(tǒng)治，商鞅還驅(qū)逐知識分子、燒毀詩書，并且在戰(zhàn)功和農(nóng)耕以外不獎賞百姓，以此把民眾變成鄙視學問、安心耕種的愚昧之人。

這些政策確實產(chǎn)生了商鞅所期待的效果。在宣太后執(zhí)政時期，秦人普遍沒有讓子女讀書上進的期望，幾乎都在祈禱兒子孔武有力、利于耕戰(zhàn)。宣太后死后不久，荀子來到秦國，發(fā)現(xiàn)秦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民眾都很愚昧，相當害怕官府、相當服從。

古人曾有定論：“秦國之俗……寡義而趨利。”商鞅的治國手段一方面大大降低了秦國民眾的道德水準，另一方面徹底扼殺了秦國民眾受教育的機會，最終使秦國淪為一個“笑貧不笑娼”的諸侯國——秦律公開“笑貧”，把窮當成原罪，規(guī)定：對那些無力娶妻只能入贅的窮人，不但不能分給他們田地，作戰(zhàn)時還要強迫他們沖鋒在最前線，早死早了事;他們的后代發(fā)達了，也要在檔案中明白寫上祖先是窮鬼、是贅婿。秦律還給窮人設(shè)置了一個專用的侮辱性的代詞：“人貉(hé，一種像狐貍的野獸)”。

在這種“笑貧不笑娼”幾乎成了官方意識形態(tài)的國家，宣太后有如此作風自然不足為奇，而人們也不會對宣太后的這種開放做法有任何非議，所以宣太后在臨終前才很有自信地公然要求自己最喜歡的情夫來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