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中期，朝廷有意清理火耗，減輕百姓負擔。清理的主要思路是“火耗歸公”，由各省固定火耗的標準，用法定的形式在正稅之外加征，不允許多征多收;收上來的火耗由省里統一支配，在彌補白銀的損耗外由各級官員平分。

應該說，這個改革方案照顧到了各方面的利益，且有將“陋規”升級為“法律”的建設性意義。結果有官員預言火耗歸公后，各地官吏只會在歸公的火耗之外加征新的火耗，對百姓無益。果然預言成真，火耗改革只是徒然提高了正稅，各地都征收新的火耗，反而加重了百姓負擔。

老百姓去衙門打官司，衙役就可以向當事人索要“鞋襪錢”、“酒飯錢”、“車船錢”、“招結費”、“解鎖費”、“帶堂費”，等等;書吏可以向當事人索要“紙筆費”、“掛號費”、“傳呈費”、“買批費”、“出票費”、“到案費”、“鋪堂費”、“踏勘費”、“結案費”、“和息費”，等等。總之每個細微的環節都要向老百姓索要賄賂，最后逼得老百姓有事都不敢找衙門，都習慣私了。這是司法上的陋規。

我們再說說組織上的陋規。各級官府都有完整的機構和編制，理論上官員上任輕車簡從，人到了就行。可明清時期，地方長官上任都隨身帶來自己的一整套工作團隊：協助決策的有私人聘請的各類師爺，執行具體事務的有各種仆役(如看門的“門政”、管理公文發送傳遞的“稿簽”、管理倉庫的“倉場”、執行征稅的“稅務”、跟隨左右的“跟班”、對外聯系的“執帖”等，統稱“長隨”或“長班”)，等于自己又招募了整套政府班子。原來官府中的相關人員就變成了這套團隊的助理和幫閑了。長官通過自己團隊掌控政務的權力就是一種陋規權力。

康熙二十五年，朝廷宣布：“議準外任官員，除攜帶兄弟、妻子外，漢督、撫準帶家人五十名，藩、臬準帶家人四十名，道、府準帶三十名，同知準帶二十名，通判、州、縣準帶二十名，州同、縣丞以下官員，準帶十名。”這就默認了私人政府團隊的存在，部分承認了長官們的陋規權力。而這些幕僚和跟班們依附在雇主權力身上，獲得了治理政務的衍生權力。這種陋規權力不小，收益也不少。《官場現形記》通過一個錢典史的嘴，道出了這些人的陋規權力：“州、縣雖是親民之官，究竟體制要尊貴些，有些事情自己插不得身，下不得手;自己不便，不免就要仰仗師爺同著二爺。多一個經手，就多一個扣頭，一層一層地剝削了去，到得本官就有限了。”

《清代野記》中則有一則幕僚誤事的笑話，最后說來與讀者一笑。

光緒初年，河南鎮平縣出了一件盜案，是大盜王澍汶所為。一段時間后，幕僚們報告知縣說王澍汶抓住了。知縣方某，是少年進士，一上任就是地方實職，不知道怎么做，處處仰仗幕僚班子。

審理案件時，見刑名師爺東涂西抹，與王澍汶的口供多有不符，就覺得奇怪，問他怎么回事。該幕僚說道：“我等都是老資格了，大人你才初出茅廬，不知其中玄妙啊。”方知縣就不敢再問了。等到王澍汶綁赴市曹要開刀問斬了，突發事故了。王澍汶一出獄，即大聲呼冤。囚車駛出城隍廟街，控制不住，直接闖入了城隍廟中庭下才停止，而王澍汶仍然呼冤不已。恰巧被巡撫大人聽到了，命令將案子重審，結果發現要斬首的王澍汶并非真身，而是假冒的。原來為了破案，衙役抓住王澍汶的孌童，要他假冒王澍汶，教他供詞，騙他說王澍汶已經為他謀劃好出獄的門路了，只要照做就不會有事。那人就冒充了王澍汶，等到發現真要被推出去斬首了，才知道被騙了，高聲呼冤不已。此案最終被刑部提訊，刑名師爺下獄，知縣方某革職，斷送了大好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