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經歷唐太宗“貞觀之治”、唐高宗“永徽之治”、武則天的“治宏貞觀，政啟開元”“貞觀遺風”及唐玄宗的“開元盛世”后，成為了一個國富民強的國家，文治武功在唐玄宗開元年間達至鼎盛。安史之亂發生后，對唐朝的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

隨著唐太宗、唐高宗等在位期間屢次開疆拓土，先后平定遼東、東、西突厥、吐谷渾等地區，使唐朝成為一個國境極為遼闊的國家。同時，為了加強中央對邊疆的控制、鞏固邊防和統理異族，唐玄宗于開元十年便于邊地設十個兵鎮，由九個節度使和一個經略使管理。

此等每以數州為一鎮的節度使不單管理軍事，而且因兼領按察使、安撫使、支度使等職而兼管轄區內的行政、財政、人民戶口、土地等大權，這就使得原來為一方之長的州刺史變為其部屬。據《新唐書志第四十兵》言：“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節度使因而雄踞一方，尾大不掉，成為唐皇室隱憂。

楊國忠憑借裙帶關系當上宰相后，自認權傾朝野，就想收拾不買賬的人。而安祿山很瞧不起楊國忠，因為楊國忠一無本領，二無軍功，純粹靠裙帶關系攀上高位。楊國忠看到不能制服安祿山，就經常向玄宗反映安祿山有謀反野心和跡象，想借玄宗之手除掉安祿山。可是玄宗認為這是將相不和，不予理睬。

楊國忠一計不成，又生一計，奏請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兼任河西節度使，以便排斥和鉗制安祿山。

公元754年春，玄宗按照楊國忠的意見召安祿山入朝，試其有無謀反之心。安祿山由于事先得到楊貴妃的通風報信，故將計就計，裝模作樣地向玄宗訴說自己的一片“赤心”，贏得玄宗更加信任，打算讓安祿山兼任宰相(加同平章事)，并命令太常卿張垍草擬任命書。楊國忠知道后立即勸阻道：“安祿山雖有軍功，但他是胡人，且目不識丁，怎能當宰相？如果發下任命書，恐怕四夷皆輕視朝廷。”玄宗只好作罷，僅任命安祿山兼任左仆射，并要求安祿山的兒子到京城做人質。

至此，安祿山與楊國忠的矛盾公開化并愈顯激烈，乃至于后來一觸即發。加之政治腐敗，民怨沸騰，終于使安祿山發動了以討伐楊國忠為名，行奪取皇位之實的“安史之亂”。

后世有歷史學家認為：如果讓安祿山擔任宰相，安史之亂就可以避免。久哥感到很可笑，在專制社會里，在家天下時代，沒有安史之亂，一定會有“張王之亂”。安史之亂是不可避免的。

這是為何？這是由專制社會的本質特征所決定的。

專制社會的本質特征就是家長制，就是一個人說了算。比如，玄宗皇帝要大舅子楊國忠擔任宰相，誰敢反對？即使有少數明白人加以反對，反對無效！大多數人是不會反對的，因為這是皇帝的家事！

在專制社會里，任人唯賢是士大夫的一種理想，但這是不可能實現的。專制統治者他就是任人唯親。他要提拔自己的老婆，他要提拔大舅子，他要提拔自己的兒子，他要提拔自己的生活秘書，他要提拔自己的廚師，司機，你能咋樣？你能反對嗎？你敢反對嗎？你不要命啦？他不任人唯親，他還是家長嗎？能夠任人唯親才能體現家長的做派和作風！才能八面威風！

至于他任命的人是否有能力，是否能夠勝任，這是非常次要的。這不在家長的考慮之列。所以，專制社會里的高官，大多是尸位素餐，吃干飯的。那些高官們鬧出很多笑話，犯很多低級錯誤，這是正常現象，不足為怪！

正因為專制社會的本質特征是家長制，這就決定了他沒有糾錯機制。一個人，一個正常的社會，他要健康成長，他要順利發展，他就必須經常糾錯，經常看病，治病。但是，專制社會的統治者，他自認為他是圣明天子，他是神，他是不會犯錯誤的。即使有錯誤，那也是別人的錯誤，是下屬的理解錯誤。在專制社會，成績都是最高統治者的，錯誤都是別人的。出了錯，正好借機除掉異己分子。

你想一想，一個沒有糾錯機制的社會該有多么危險。就像一個人，他有了病，你不敢給他指出來。你說他有病，他不認為你是在幫助他，他反而認為你是在攻擊他，污蔑他，他就要把你投入監獄，他就要讓你“失蹤”，他就要把你從肉體上消滅。

等到病入膏肓的時候，等到一切癥狀都顯現的時候，等到所有病毒都爆發的時候，一切都來不及了，只能看著他死去。

所以，專制社會的垮掉是必然的，是不可逆轉的歷史規律。專制社會爆發動亂，專制社會在動亂中垮掉，是正常的。他不垮掉，反倒是不正常的。你翻開史書看一看，有沒有不垮的專制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