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少年時代就喜愛屈原，熟讀其作品。到了青年時代更為崇拜。宋仁宗嘉佑四年(1059年)，23歲的蘇軾告別故鄉四川，隨父蘇洵取長江水道北赴京師。在湖北有一遺宮即屈原的故居，屈原死后被改建為廟，立像祭祀，但歷史的風塵已把此時的屈原廟吹變得荒廢不堪。蘇軾見此景感傷至極，心中多年的偶像，一個偉大的身影，一段歷史的悲劇，一幕幕浮現眼前。在含淚祭掃屈原廟后，他滿懷深情創作出名篇《屈原廟賦》，此作成為蘇軾三十多篇辭賦作品中，堪稱賦學史上獨樹一幟的作品。《屈原廟賦》不是簡單表達“粉絲”對偶像的崇拜之情，全文與屈原的靈魂對話，把偶像悲壯慘烈的一生和崇高的愛國激情完整地滲透在如泣如訴的筆墨之中。字里行間流淌著年輕才子對歷史偉人的心馳神往和對屈原高風亮節的由衷贊嘆。

據清王文誥的《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記載，也是在宋仁宗嘉佑四年(1059年)，也是在隨父蘇洵取長江水道北赴京途中，路經忠州南賓縣(今四川豐都)，看到這個與屈原毫無關系的地方竟然建有一座屈原塔，蘇軾驚異之余揮筆寫下了五言古詩——《屈原塔》：“……古人誰不死，何必較考折。名聲實無窮，富貴亦暫熱。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節。”作者贊美屈原不茍求富貴而追求理想的節操，從某種意義上說，《屈原塔》就像是一個預言，宣示了蘇軾未來的志節和對人生道路的選擇，畢生堅持自己的政治主張，始終對未來充滿希望。

對反對偶像者堅決駁斥

對于屈原的“忠貞之死”，千百年來并不是人人都欣賞。在蘇軾以前，就有一些學者反對屈原投江，其中漢代的揚雄是代表人物。揚雄在《反離騷·序》里認為：君子得不到適當時機就應該如龍蛇一樣暫時蟄伏起來，遇不遇到適當的時機是命中注定，何必沉江自盡？

蘇軾對揚雄的論調堅決駁斥。蘇軾在《屈原廟賦》中詳細解釋了屈原自尋短見的主要原因，有力反駁了揚雄的看法，同時更用屈原的“忠貞之死”來和揚雄作對比，極大地諷刺揚雄于漢亡后不能守節改事王莽的新朝。此舉千百年來令學界大為贊賞，認為蘇軾對屈原的崇拜，已經遠遠超出文學的范疇，達到一種思想精神的至高境界，是人生意義的一種追尋。

揚雄對自己年輕時喜歡作賦感到很后悔。他在《法言·吾子》篇里說：“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作賦只不過是雕蟲小技，成年人是不應該去作的。蘇軾寫文批駁：揚雄嘔心瀝血模仿《易經》所寫成《太玄》，模仿《論語》所寫成《法言》，其實才是真正的雕琢蟲書而已。在蘇軾眼中，這兩本著作根本沒什么了不起，揚雄用此書來掩飾他的丑陋，《太玄》和《法言》絕對不配稱為經書，屈原的辭賦才具有永不磨滅的精神價值。

惟一人令自己無法相比

大文豪蘇軾雖自身才華橫溢，但從年少時起，一直到人生的晚年，對屈原的崇拜如陳年的老酒愈久愈烈。他在《與謝民師推官書》中，贊嘆屈原的《離騷》。蘇軾說“《離騷》價值極高，足與日月爭光可也”。

最能體現蘇軾對偶像“狂熱”贊美的，要算明人蔣之翹在《七十二家評楚辭》中所引的一段話，蘇軾曰：“楚辭前無古，后無今。”又曰：“吾文終其身企慕而不能及萬一者，惟屈子一人耳。”蘇軾認為楚辭是空前絕后的杰作，在亙古以來萬千作家中，只有屈原一人令自己感到絕對無法相比。蘇軾的一生教過許多學生，他經常說：只要熟讀《詩經》和《離騷》，作詩的一切技巧和精神就都掌握了。不僅要求學生熟讀《離騷》，他自己在暮年之際仍常讀《離騷》，忘情其中。此時的老人是在用一生的感悟來品味先哲，追尋境界，崇拜偶像。

國學大師王國維說，“天才者，或數十年而一出，或數百年而一出，而又須濟之以學問，帥之以德性，始能產真正之大文學。此屈子(屈原)、淵明(陶潛)、子美(杜甫)、子瞻(蘇軾)等所以曠世而不一遇也。”的確，不論東坡如何自愧弗如，在后人眼中，他這個“粉絲”已達到了和偶像同樣的高度。他將詞“一洗綺羅香澤之態”，使詞具有“曠”的精髓。而東坡平生最大的功業，并非他自嘲的“黃州、惠州、儋州”，而是無論境遇如何，都不曾迷失自我。所以，在學問和德性上，“粉絲”與偶像皆為后人景仰的對象，這是否可以成為當代“粉絲”學習的榜樣？

“泛粉絲”時代，對“腕兒”的追星無可厚非，只想強調一點：“粉絲”是否應躍升自己的檔次，多注重精神的向往，多增加思想的交流，多探尋知音的境界，多積淀文化的品格。穿越時空與古賢對話，“對接”精神讓理想傳承，生命進程成為崇拜過程，這一點，蘇軾做得夠鐵桿、夠酷炫，堪稱“粉絲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