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個大男人頭上戴著鮮花招搖過市，大家見了也許會捧腹大笑。然而在北宋時期，我們的祖先卻樂此不疲。看過《水滸傳》的人都知道，梁山好漢可謂“花團錦簇”——病關索楊雄本是看押犯人的牢頭，卻在鬢邊時常插著芙蓉花;常年打漁為生的阮小五，襄著破頭巾也不忘插上石榴花，毫無羞愧之色……雖是小說，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宋男人戴花這一奇特的社會現象。

宋人為何如此熱愛戴花呢？這還得從北宋建國時說起。 秘密遺訓開啟戴花之風趙匡胤黃袍加身后，對武將深感不安，怕他們效仿自己，因此來了個“杯酒釋兵權”，初步定下了以文治國的方針。他還在宮廷密室內的一塊石碑上刻下訓示，每當新帝即位時，一個秘密儀式便是恭讀遺訓。密室只有皇帝可以進入，其他重臣都不知道“石刻遺訓”的存在，直到宋太祖死后150年，汴梁被金兵攻陷，皇宮遭到蹂躪，這塊石碑才被發(fā)現。

宋太祖留給子孫的遺訓是什么呢？據史料記載，全文只有兩句誓言：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試想一下，一位君王在為自己安排后事時，竟留下這么兩句“傳家寶”，可見他有特殊用意。或許他認為，文人再怎么胡說八道，也不會揭竿而起，對國家和朝廷的危害遠不如武將大。無論如何，這個遺訓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文人揚眉吐氣，翻身作主。這就導致了宋人爭做文人，并熱衷于享受生活，崇尚文學藝術，風雅至極。而說到文雅，頗具風情的戴花便應運而生了。

當然，戴花能如此盛行還得歸功于趙匡胤的那些孝順子孫。他們不僅鼓勵戴花，而且以身作則，以顯大宋朝的文雅之風。史載，宋徽宗每次出游回宮，都是“御裹小帽，簪花，乘馬”，從駕的臣僚儀衛(wèi)，也都賜花配戴。不僅如此，他還制定一些規(guī)則：賜給隨身的衛(wèi)兵每人衣襖一領，翠葉金花一枝，有宮花錦襖者，才能自由出入大內。有了天子的親歷親為，百姓的參與度自然高居不下。

到宋真宗時期，男人戴花已由一種普通的習俗提升到國家禮儀制度上了。

戴花對北宋影響深遠 風靡北宋的男人戴花習俗，直接導致了北宋文士鼎盛的風氣，造就了北宋王朝的百業(yè)興盛、經濟文化繁榮的局面。

在文化方面，北宋涌現了許多著名的詩人、詞人、書畫家和科學家，宋詞與唐詩并肩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的兩大高峰，蘇東坡、王安石、司馬光、米芾等等都是新文化風氣的開創(chuàng)者。不僅名人名家如星漢燦爛，就連宋徽宗趙佶本人也是書畫大家。

在科學方面，縱觀宋朝三百余年的歷史，中國人為之自豪的“四大發(fā)明”中有三項是宋朝人的智慧成果：火藥、活字印刷術和指南針。還有今天被廣泛應用的宋體字，也是宋朝的文化產物。所以，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說：“華夏民族文化歷千年之演變，造極于趙宋之世。”

不過，北宋統(tǒng)治者的重文輕武，雖然有助于推崇儒雅之風，促進文化繁榮，但在邊患不斷、北方少數民族對中原虎視眈眈的年代，則使天下文武失衡，將一大批武將出身者排擠出朝廷高層。據史料記載，從宋真宗以后，武將在樞密院任職的比例不斷下降，不知兵略的文臣漸漸主掌最高軍事決策。因此，每遇戰(zhàn)事，朝中便無人可用，不說能征善戰(zhàn)的猛將，就連河北禁軍與京師禁軍這兩股重要力量也在久疏操練中荒廢殆盡。

公元1125年，金軍分東、西兩路南下攻宋。至公元1127年4月(靖康二年)，金兵攻破北宋都城開封，擄走徽欽二帝，北宋滅亡，史稱“靖康之恥”。而令金人驚嘆的是，那些國家倚重的王公大臣家的庭院內種滿了綺麗的鮮花，有牡丹、芍藥、月季等各個品種……這些鮮花雖然映襯了北宋的繁榮，卻也阻塞了王朝的血管，使整個王朝空有一個狂歡的皮囊，沒有一個強健的體魄，當北方的鐵蹄踏足中原，北宋這個富態(tài)的身體便轟然倒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