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定要讓剩下的那些死心眼子見識見識我的厲害......因此，大明開國以來又一場大屠殺序幕，這種在歷朝歷代都極為罕見的規(guī)模的殉難現(xiàn)象，就這么上演了！追溯到，朱棣發(fā)動靖難之役，打進南京城時，僅有25個“識時務”的建文朝大臣在兵部尚書茹瑺的帶領下，手舉降表出來迎接朱棣，朱棣很是惱怒：整個建文朝不少于600個大臣，卻僅有20來個投降，由于建文四年為壬午年，人們便將建文忠臣及其親人和支持者遭受的殺戮稱為“壬午殉難”，其中大約有100多個文臣學士被殺死。

在清軍打入北京時，崇禎朝殉節(jié)的大臣都寥寥無幾，遁跡拒降者也沒多少，而建文朝臣“在其任遁去者，463人”，但是按理說，異族的入侵更應受到正統(tǒng)觀念的排斥才對。若只是因為正統(tǒng)觀念作祟，是不能解釋為什么從建文到永樂文臣學士較少投降這一現(xiàn)象的。

那到底是何原因導致建文朝竟有如此多視死如歸的“憤青”呢？

第一，建文新政得人心，特別得到江南人民擁護

建文帝得人心的根本原因是減輕了老百姓的負擔，他對大明帝國臣民推行了以寬仁為核心的新政。如洪武三十一年，剛剛上臺的建文帝就下令“省并州縣，革冗員”，僅過了一個月他又“詔行寬政，赦宥罪”，到了年底，再次“賜天下明年田租之半，釋黥軍及囚徒還鄉(xiāng)里”。建文元年，他又“詔告天下，舉遺賢。賜民高年米肉絮帛，鰥寡孤獨廢疾者官為牧養(yǎng)。重農桑，興學校，考察官吏，賑濟災民……”

一個皇帝登基后幾個月內，先后下詔四次減免天下賦稅，這樣的好皇帝很少見。建文帝在把朱元璋過猛的政策加以調整，讓老百姓不斷地得到實惠，這是他得人心的關鍵。相對于朱棣各種勞民傷財的大工程來講，沒有那么“雄偉氣魄”卻以寬仁治國的建文帝是在用雨露滋潤般的惠民政策，讓老百姓享受到了實實在在的利益與“皇恩”。均江、浙賦。建文二年，正值建文朝廷組織最大規(guī)模的北伐戰(zhàn)爭，當時集結了全國兵力50萬，籌集軍餉100萬石以上。要說正是用糧的時候，但建文帝還是做出了一項公平的惠民舉措，下詔平均江南田賦，建文帝惠政于民，特別是對江南的老百姓有莫大恩典。

儒家有句名言“得人心者的天下”，自有其道理存在，但若套在建文帝身上，反倒有些不合適了。

第二，確實建文朝不屈而亡的大臣們很大程度受到正統(tǒng)觀念影響，追求儒家正統(tǒng)觀念

也就是所謂的“名正言順”。朱元璋既然立了朱允炆做繼承人，朱允炆就是合法的皇帝，所有人都要來保護他、支持他;朱棣就是造反者，是世代都要受詛咒和打擊的對象。擁有這樣的思想觀念的建文朝臣代表，最著名的就是劉伯溫的二兒子劉璟，即使面臨死亡的威脅，他就是不肯屈服，還不忘警告朱棣：殿下幾百年以后還逃脫不了一個“篡”字。

第三，儒家理學確立時期，義理觀念清晰

作為官方思想，雖然“君為臣綱”等觀念是一種糟粕，但其強調的“忠、義、理、信”還是有可取的地方的，因此，對建文朝那些視死如歸的大臣不能簡單地說是愚忠，畢竟這些殉難的大臣大多是清正耿直之人，或是為民做主、為國獻策的廉吏良臣，就像《明史》所說：“‘靖難’之役，朝臣多捐軀殉國……從容就節(jié)，非大義素明者不能也。”這點還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第四，宋代以后中國知識分子的地位一直低下，大明開國以后朱元璋對他們也不好，知識分子對之有知遇之恩當涌泉相報的心理情，由于建文帝的廣施善政中國傳統(tǒng)社會里知識分子的黃金時代是在兩宋，元朝時，知識分子的地位一落千丈，達到新低，元代民間社會有“十等”人的說法，其中“儒”排到了第八位妓女的后頭，成為“老九”，可見，當時知識分子是何等的壓抑啊，因此元代的文人畫都灰蒙蒙的，很荒涼。

直到朱允炆上臺后，一改朱元璋的嚴酷政治，主張“齊民以刑不若齊民以禮”，他總想效仿三代之治。建文帝性情文弱，溫文爾雅，在朝堂上也不輕易責罰人臣，即便像尹昌隆那么樣的烏鴉嘴，都快要爆料皇帝的私生活了，建文帝還是沒有怪他。在削藩問題上，有些觀點已經近乎胡說了，但建文帝還是讓人家講完，并不治他們的罪。建文朝政實在是寬松，想怎么樣講究怎么講，只要不當著皇帝說“我要造反”就沒事。

建文朝士大夫有些經歷了朱元璋時期那種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履薄冰的政治生活，到了建文時代，感到了自我價值得到了實現(xiàn)，在這些打小就受儒家教育的知識分子來看，他們真的遇到了一位仁君，他們的儒家理想在不久的將來就要實現(xiàn)了。

第五，傳言建文帝還沒死

既然有人說建文帝逃亡了，那么作為建文朝的大臣大多抱定了不事二主的態(tài)度，期盼建文帝復辟，所以采取了跟朱棣不合作的態(tài)度，這也是為何那么多人追隨和懷念建文帝的一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