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胸懷，在兩種境遇下可以一覽無遺，一是極樂時，二是極悲處。極樂時得意到忘形，那是小人，極悲處沉淪到厭世，那是俗輩。蘇東坡大才槃槃，然而時運不濟，命途多舛，尤其遭遇“烏臺詩案”，深陷“文字獄”，幾次瀕臨滅頂之災，九死一生。面對這種人生極悲，東坡的心態如何呢？

蘇東坡入仕不久，由宋神宗主導、王安石組織的“熙寧變法”全國鋪開，他不由自主地被卷進這場風云激蕩的政治風波。當時，東坡并非京官顯宦，多在基層任職，耳聞目睹新法的執行情況，尤其是“青苗法”，本來目的是鼓勵農業生產、抑制土地兼并，但在執行中卻演變成了“強迫貸款”，由“助民”到“擾民”，使許多農民家破人亡，嚴重損害了百姓利益，導致民怨沸騰，東坡因此上書表達了自己的意見和建議。

但是，宋神宗求勝心切，聽不得半點不利于新法推行的指責，加上東坡是文壇巨擘，堪稱“意見領袖”，他的話往往成為左右輿情的風向標。于是，御史李定、舒亶認真研究東坡的文字，終于從奏折《湖州謝上表》和詩歌《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中聞到了他們需要的氣味，紛紛彈劾東坡，說詩文中有譏謗皇帝、攻擊新法之語。

元豐二年(1079)，宋神宗拍板立案，安排太常博士皇甫遵前去湖州，傳喚時任知州的東坡。欽差來了，事由說了，立刻上路，刻不容緩。東坡一家老小二十余口，頓時慌成一團，妻子王氏更是淚眼婆娑，一副大廈將傾的樣子。東坡見此情景，把王氏拉到一邊，對她說：“子獨不能如楊處士妻，作一詩送我乎？”一句話就把王氏逗笑了。原來，東坡曾給王氏講過一個典故：宋真宗東封泰山的時候，順便尋訪天下隱士，得杞縣(今河南杞縣)人楊樸。閑聊時，宋真宗問楊樸會作詩否，楊樸故意說不會。又問臨行有人送詩否。楊樸說，妻子送了一首詩：“更休落拓耽杯酒，且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里去，這回斷送老頭皮。”宋真宗聽后大笑，知道楊樸不愿入仕做官，強扭的瓜不甜，遂把楊樸放回家了。東坡用這個典故開導妻子，終于使心急如焚的妻子破涕為笑，放心讓他上路了。面對生離死別，東坡不但自己分寸不亂，還能夠用笑談化解妻子的擔憂和焦慮，其從容曠達，可見一斑。

作為因變法而步步高升的李定、舒亶們，當然容不得異己之聲，他們欲置蘇東坡于死地的態度非常堅決。一介文人蘇東坡在御史們的拷問下，受盡凌辱，斯文掃地。據說，東坡下獄時，獄官當面就問祖宗五代有無“誓書鐵券”(皇帝賜給功臣、重臣帶有獎賞和盟約性質的憑證，允其世代享有優厚待遇，犯法時可免死罪，具有特別的法律效用)。按當時的規定，只有死囚才會詢問五代之內有無“誓書鐵券”，其他只問三代，可見東坡的罪行之重。只是，作為宋朝當家人的宋神宗，在御史們不斷向他提供“反詩”新證據、不斷給他誅殺東坡增加理由的時候，他卻有點六神無主了。

刑不上大夫，宋朝不殺士，這是祖宗成法，他不能開殺戒，當暴君。但東坡反對變法太過火、太顯眼，影響了新法推行，造成了負面效應，也是他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因此，對于宋神宗來說，東坡成了燙手山芋，放也不是，殺也不是，讓他舉棋不定。

東坡到底是出于國家大局還是一己之私來表達對新法的態度，成了宋神宗判斷此案輕重的關鍵。他做了一個決定，安排宦官去獄中“臥底”。某日天剛黑，東坡像往常一樣，在獄室倒頭便睡，躺下不久，有兩個人推門進來，什么也不說，也倒頭睡下。東坡并未在意，鼾聲漸起。凌晨四更的時候，他們又悄悄離開了監獄，東坡鼾聲如故。后來，東坡才知道，這二人是宋神宗派來觀察東坡的，看他心里有沒有鬼，心中有鬼，自是輾轉反側，心中無鬼，當然起居自然。第二天，宋神宗高興地對左右大臣說：“朕知蘇軾胸中固無事也！”命懸一發，還能安之若素，酣睡如怡，東坡真是人中之杰，這也是他能從黃泉路上撿回卿卿性命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