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15年，孔子因魯國政變造成政局混亂，本著危邦不居的人生原則前往齊國，給齊國嬖臣高昭子做了家臣，并通過高昭子見到齊景公，這是他第一次到國外求官。

在儒家的門徒們看來，孔子通過高昭子這類小人見到齊景公很不光彩，所以認為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中的這一筆是對傳主的誣蔑。在此同時，卻又承認齊景公問政于孔子。但是，沒有小人高昭子，孔子不可能見到齊國當今。顯然，孔子為做官不惜鉆營。

齊景公就施政綱領詢問孔子。孔子說：“國君是國君，臣子是臣子，父親是父親，兒子是兒子，都必須擺正關系，不能錯位。”齊景公稱贊地說道：“好！如果國君不成為國君，臣子不成為臣子，父親不成為父親，兒子不成為兒子，關系擺不正，雖然有糧食，我能吃得到口嗎？

孔子是語言大師，將簡單的“君臣父子”四個字重復疊摞，竟產生令人驚詫的結果：不僅道出了皇權至上的儒學精髓，并勾劃出寶塔型等級社會的框架。這是孔子三綱學說的原始態，之后發展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遂使“三綱學說”成為儒學的綱領，成為中國社會萬古不變的精神枷鎖。儒學理論中，最惡莫過于“三綱”。由“三綱”衍生出忠、孝、節三重道德，都不是以己推人的主人道德，是強加于人的奴化道德，直接服務于統治階級，扼殺著民眾的天性。

孔子的施政綱領，自然受到齊景公贊賞，準備將尼谿之田封贈孔子，使孔子取得貴族身份在齊國做官。齊相晏嬰阻止說：“儒者奸詐狡猾，能說會道，不敢相信;高傲任性，自以為是，難于領導;對喪事特別看重，竭盡哀情，為了葬禮隆重而不惜傾家蕩產，不敢令這種風氣成為風俗。他們四處油嘴滑舌的跑官要官，抱著這樣的目的，根本不可能為國家考慮。自圣賢相繼下世以后，周王室衰微以來，繁復的周禮已經被淘汰多年，今天孔子又主張恢復這些儀容服飾，詳定繁瑣的上朝下朝禮節，刻意于快步行走的規矩，這些繁文縟節，就是幾代人也學習不完，畢生都搞不清楚。您如果想用這套東西來改變齊國的風俗，恐怕這不是引導老百姓的好辦法②。”晏嬰批評儒學的四條依據，讀者自會作出公正地評判。

有必要將晏嬰做簡單的介紹。晏嬰，姓晏名嬰字仲，死后謚平，故而又稱晏平仲，歷任齊靈公、齊莊公、齊景公三朝，輔政長達40余年，是春秋后期重要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有政治遠見和外交才能，生活節儉，謙恭下士，愛國憂民，敢于直諫，一生中多所建樹，在諸侯和百姓中享有崇高聲譽。孔丘贊揚他說道：“救民百姓而不夸，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之后，《史記》著者司馬遷、《晏子春秋》著者劉向都非常推崇晏嬰，將其與管仲相提并論。

由于晏嬰的干預，更由于“齊大夫遇害孔子”，齊景公遂下逐客令，孔子只好卷鋪蓋走人。孔子走得非常狼狽，即正在淘米的時候，得知齊大夫欲加害于他，匆忙中提著濕漉漉的米袋子逃跑，帶著學生返回魯國。

晏嬰使齊國民眾能一時間免遭入學的毒害，可悲的是，此后，中國卻未能幸免，在這一荒謬理論指導下，造成幾千年權勢者驕奢淫逸、作福作威，世代民眾低聲下氣、逆來順受;皇權的至高無上以及其他權勢者的覬覦，更造成五千年來的內戰不已，買單者一直都是無辜受難的普通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