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代太監中，童貫堪稱屢創“歷史之最”的人。他以太尉領樞密院事，掌全國軍權，是史上掌控軍權最大的太監;他前后統兵二十年，是史上掌軍權最久的太監;他曾以副使身份出使遼國，是史上第一個代表國家出使外國的太監;他因功被封為廣陽郡王，是史上第一個被冊封王爵的太監。而如果把“罵名”算上，童貫恐怕還是生前死后承受罵名最多的太監。

無論正史還是野史，無論官方還是民間，童貫都是眾矢之的。《宋史·童貫傳》這樣評價他：“性巧媚，自給事宮掖，即善策人主微指，先事順承。”說他會討好、懂揣摩、善逢迎。這一評價倒是實話，童貫以供奉官主持杭州明金局，專為宋徽宗搜刮珍玩字畫、珠寶花石，天下之美、古今之勝，應搜盡搜，通過淮河﹑汴河水道運至京城供宋徽宗揮霍享樂，深得宋徽宗的信賴和喜歡。

宋人的野史筆記中，編撰過許多譏諷童貫的段子，讓人捧腹。南宋王明清在《揮麈錄》中記載，宋徽宗崇寧年間(1102～1106年)，童貫被任命為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略安撫制置使，為宋朝西北前線最高軍事長官，如日中天。那些邊將迎來送往，馬屁哄哄，唯童大帥馬首是瞻。但在眾多邊將中，獨秦州知州兼秦鳳路安撫使錢昂傲骨嶙嶙，頗為不屑，讓童大帥十分不快，總想尋機會奚落他一下。

一日，童貫去秦州巡視，故意比約定的時間推遲很久才到。錢昂經過漫長的等待，終于等到了童大帥親臨，便問道：“大帥為何來得這么晚呢？”錢昂個頭矮小，童貫一語雙關地回答說：“我今日乘坐的這頭驢，個頭小而脾氣倔，動輒跳躍，很難駕馭，因此來遲。”錢昂揣著明白裝糊涂，又問：“太尉乘的可是公驢？”童貫說：“當然是公驢。”錢昂大笑，也一語雙關地反唇相譏道：“太尉既然奈它不何，不如把這頭‘公驢’給閹了！”童貫氣得七竅生煙。

童貫以收復燕京之功，被宋徽宗封為廣陽郡王。太監封王，無異于給儒家正統思想主導的北宋官場扔下一顆重磅炸彈，朝內外眾口喧騰，議論紛紛。許多士大夫不但加入議論的行列，而且編段子，撰寫打油詩，嬉笑怒罵，不亦樂乎。據與童貫同時代的張知甫《可書》記載，當時有讀書人以此事擬了一首打油詩：“長樂坡頭十萬戈，碧油幢下一婆婆。今朝始覺為奴貴，夜聽元戎報五更。”譏笑太監帶兵的“丑態”，一時傳為笑談。

太學生陳東的“伏闕上書”，幾乎道出了當時士人的共同心聲。宣和七年(1125年)底，金軍兵分兩路，大舉南侵，圍太原，攻燕京，勢如破竹，直逼京畿，宋朝兩百年基業，眼看就要毀于一旦。傾危之際，陳東聯合其他太學生，向宋欽宗伏闕上書說：“今日之事，蔡京壞亂于前，梁師成陰謀于后。李彥結怨于西北，朱勔結怨于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于遼、金，創開邊隙。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陳東把外敵入侵歸罪于“六賊”，給童貫的罪名是：“結怨遼金，創開邊隙。”

相較之下，民間老百姓則是直接咒罵。當時，童貫、蔡京把持朝政，朝中各級官員，不是出自童大人門下便是出自蔡大人門下，奸臣當道，民不聊生。宋人吳曾《能改齋漫錄》記錄當時的民謠：“打破筒(童貫)，潑了菜(蔡京)，便是人間好世界！”把童貫和蔡京并列為亂臣賊子之首。

而對童貫上綱上線最全面的，要算宋欽宗下發的詔書。據南宋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錄》記載，靖康元年(1126年)三月，宋欽宗賜死童貫前，曾下詔遍數童貫十大罪狀：“首薦朱勔起花石;引趙良嗣滅契丹;修延福宮等;朕在東宮，屢為搖動;冊立之時，有異語;不俟敕命，擅去東南;差留守不受命;東京被圍，聞之而去;家中有非法之物;私養死士。”這十條罪狀疊加一起，真是十惡不赦，故宋欽宗詔書中說童貫“罪不容誅”，并差監察御史張徵星夜兼程，于當年七月追上奔波于貶竄之途的童貫，在南雄郡(今廣東韶關南雄市)將其斬首，旋即攜頭而歸，梟于汴京城頭。

《宋史》有定論，野史有酷評，民間有詛咒，輿論一邊倒，遂成就了童貫的“千古罵名”。后人一提起童貫，眼前便會晃過一張勾粉白臉，如趙高、曹操之類戲劇臉譜上誤國奸臣的典型。然而，仔細翻檢史料，斟酌、比較、對照之余，會發現史實中，童貫既不夠“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的曹操之能，也沒有逼死皇子扶蘇、害死丞相李斯的趙高之惡，他的為人做事與蔡京頗為相似，是一個“頗具干才的弄臣”，有一點才能，有一點奸詐，以投機討好為能事。《宋史·童貫傳》中至少能尋找到童貫為趙宋王朝戎馬一生的兩大功勞：對外，童貫取得過與西夏以及吐蕃諸部作戰的勝利，收復大面積失地，包括湟州、鄯州、廓州以及積石軍、洮州等地，這是北宋對外戰爭中僅有的幾次勝仗之一，消解了西北的軍事壓力;對內，他曾以宣撫制置使身份，領軍十五萬進軍浙江，一舉鎮壓了方臘的農民起義，生擒方臘，大勝而歸。

總的來說，童貫在二十余年不計其數的戰爭中，有勝有敗;在與夏、遼、金諸國的外交斡旋中，有得有失;在為宋徽宗輔政過程中，有功有過。他之所以臭名昭著，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太監弄權。在帝制時代，太監弄權，與后宮干政一樣，屬于牝雞司晨、不安其分的行為，干了不屬于他干的事，為人所不齒;二是臨陣脫逃。宣和七年(1125年)，金大舉南侵，童貫作為駐扎太原的大軍統帥，卻不思抵抗，逃回京城，致使金兵長驅直入;三是為宋徽宗的罪責“埋單”。宋徽宗在位那些年，對內殘酷盤剝，對外大動干戈，自己又奢糜享受，導致民怨沸騰，內外交攻，最終國破家亡。亡國的罪魁禍首，當然是宋徽宗這位自號為“道君皇帝”的無道昏君。然而，在以儒家文化為背景、以綱常倫理為核心的帝制時代，卻沒有追責皇帝的行為習慣和理論基礎，但國家糟蹋到這般模樣，又總得有人為之“埋單”，于是，千夫所指而又確實曾經助紂為虐的太監童貫，便成了宋徽宗的“替罪羊”，遭受了千年的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