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改革從公元477年開始，一直延續到499年孝文帝駕崩。其中477年到490年馮太后垂簾聽政，實質上是在馮太后的主持下進行的。改革的核心是學習漢族先進文化，組織方面學習漢族朝廷的官員俸祿制度，經濟方面實行均田法，行政方面在全國農村普遍實行三長制，還提倡漢族習俗和服裝。

為什么北魏建都大同已近80年，統一北方也幾十年了，才推出改革舉措呢？我分析，一個根本原因是北魏建國幾十年，經濟雖然得到長足的發展，但許多問題也顯現出來了。如：官員貪腐蔓延，呈現塌方式腐敗;社會兩極分化嚴重，窮苦百姓民不聊生，少數皇親國戚聚斂了大量社會財富;地方豪強組成黑社會勢力，欺壓百姓，還鉆政策的空子，逃避賦稅;首都設在氣候寒冷、靠近沙漠、水源不足的城市等等。這些問題倒逼北魏朝廷進行改革。第二個原因是當時執掌朝廷大權的是垂簾聽政的馮太后，而馮太后是漢族人，還是源于堯舜禹的故鄉，山西南部的漢族人，博大精深的漢文化的熏陶必定對她有影響。面對國家的困境，她自然而然就會想到學習漢文化，采用漢族朝廷的經驗解決問題。

北魏官員貪腐問題的主要原因是體制問題。北魏的官員一直沒有俸祿，他們靠掠奪百姓，權錢交易、權力尋租就可以大發橫財，那點朝廷俸祿對他們來講真的無所謂。而且，沒有俸祿，他們更可以理直氣壯地貪腐。于是，馮太后學習漢族朝廷的治吏經驗，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官員俸祿制度。配合俸祿制度，制定了嚴酷的懲罰貪腐的辦法。而且懲罰從皇親國戚開始，首先因貪腐處死了孝文帝的舅舅，使官員貪腐得到了根本遏制。

給官員發俸祿需要錢，錢從哪里來？實施均田法，能夠增加朝廷賦稅收入。原來北魏建國以來，一直是以戶為單位收賦稅。許多豪門大戶、皇親國戚、官僚貴族都雇用了大量無地農民，把這些農民納入他們的“戶”中。這樣一來，有些戶居然有幾千人，也和一般平民小戶繳納一樣的賦稅。如果能夠把這部分流失的稅源追回來，對解決官員俸祿問題當然大有裨益。于是，馮太后聽從大臣李安世的建議，頒布了均田令。具體內容是將朝廷控制的無主荒地分給無地農民，每戶40畝。這樣一來，依附豪門的無地農民都成了納稅的農民。

均田法解決了朝廷稅源問題，更重要的是解決了無地農民的溫飽問題，維護了社會的穩定，甚至惠及后來幾百年的隋唐。均田法不是斗地主分田地式的土改，更像改革開放初期那種包產到戶式的改革。孟子說：“有恒產者有恒心”，均田法至今對我們仍然有借鑒意義。

馮太后有一個非常寵愛的情人叫李沖，他為馮太后主持的改革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議，實行“三長制”的建議就是李沖提出的。“三長制”就是參照漢族農村的組織形式，建立北魏的地方基層管理機構。規定五家為一鄰，五鄰為一里，五里為一黨，鄰、里、黨各設一長，合稱三長。三長負責查戶口，征賦役，管理生產，維護治安。選為三長，可以免除一至二人的官役。

三長制建議提出后，引起朝廷大臣的極大爭議。最后還是馮太后制止了爭論，毅然宣布：“立三長，則課有常準，賦有恒分，庇蔭之戶可出，僥幸之人可止，如此看來，又有何不可？”由此一錘定音。

這些改革措施，大幅度提高了國家的生產力水平。此外，馮太后還大興教育，尊崇儒法，禁斷卜筮、讖緯之學，開始了鮮卑族的漢化過程。

特別難能可貴的是馮太后成功地培養了她的接班人。孝文帝拓跋宏并非她的親孫子，而且拓跋宏的父親還是她毒死的。在這樣不利條件下，馮太后能夠做到使孝文帝始終不渝地貫徹她的改革主張，確實很不容易。遷都洛陽這一重要舉措，就是孝文帝在馮太后薨后四年完成的。孝文帝改革的現實意義值得我們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