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63年黃歷三月，54歲的宋仁宗去世了，大宋朝野上下莫不哭號，舉國哀痛。《宋史》記載：“京師罷市巷哭，數日不絕，雖乞丐與小兒，皆焚紙錢哭于大內之前”;當他的死訊傳到洛陽時，市民們也自動停市哀悼，焚燒紙錢的煙霧飄滿了洛陽城的上空，以致“天日無光”。他的死甚至影響到了偏遠的山區，當時有一位官員前往四川出差，路經劍閣，看見山溝里的婦女們也頭戴紙糊的孝帽哀悼皇帝的駕崩。

宋仁宗趙禎駕崩的訃告送到遼國后，“燕境之人無遠近皆哭”，時為遼國君主的遼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驚，沖上來抓住宋國使者的手號啕痛哭，說：“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又說：“我要給他建一個衣冠冢，寄托哀思。”宋仁宗之后，當王安石變法失敗，宋神宗趙頊又恢復了祖父宋仁宗趙禎溫和的改良做法時，遼國君主急忙召集將領，說：“不許再去邊界惹事了，宋朝又回到了仁宗的路上”。

直到700年后，自我感覺甚為良好、看誰都比自己差一大截的乾隆皇帝，也不得不承認：平生最佩服的三個帝王，除了其祖父康熙，另外兩個就是唐太宗和宋仁宗了。

宋仁宗是歷代帝王中屈指可數的明君圣主，他是北宋第四個皇帝，也是大宋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做了42年。

宋朝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經濟與文化教育最繁榮的時代。著名史學家陳寅恪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

陳寅恪言所說的“造極”的“趙宋之世”，主要是指宋仁宗統治時期。中國古文唐宋八大家之中，光是北宋就占了六家。這六家(三蘇、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又都活躍在仁宗時代。中國的四大發明中，有三大發明——活字印刷術、火藥、指南針，都出現于仁宗時代。

宋仁宗為何能創史上最繁榮時代？這與他胸懷仁義、寬厚待人的行事風格有關。

雅量能容，士大夫樂園

蘇轍是大文豪蘇軾的胞弟，他們哥倆與其父蘇洵，在“唐宋八大家”中就占有了三席。嘉佑二年(1057年)。蘇轍與其兄蘇軾同登進士科。在這次晉級進士的考試中，年輕氣盛、心憂天下的蘇轍在試卷里寫道：“我在路上聽人說，在宮中，美女數以千計，終日里歌舞飲酒，紙醉金迷。皇上既不關心老百姓的疾苦，也不跟大臣們商量治國安邦的大計。”

當時的考官們認為蘇轍無中生有、惡意誹謗，建議對之嚴厲制裁。宋仁宗卻很淡定地說：“朕設立科舉考試，本來就是要歡迎敢言之士。蘇轍一個小官，敢于如此直言，應該特與功名。”

血氣方剛的蘇轍僅僅依據道聽途說，便在科舉考試中“妄議”朝政，且矛頭直指皇帝，即便是在“康乾盛世”，也難逃其被滅九族的命運。宋仁宗的寬容心胸，由此可見一斑。

宋仁宗對讀書人的寬容，還有一個更典型的例子。

當時，四川有個讀書人，獻詩給成都太守，主張“把斷劍門燒棧閣，成都別是一乾坤”。成都太守一看，嚇出一身冷汗，認為這是明目張膽地煽動造反，把他縛送京城，請朝廷制裁之。

按照歷朝歷代的律條，對這個口出不遜、有“煽動造反”之嫌的讀書人，即使不按“謀大逆”嚴懲，起碼也得按“危害國家安全”治罪。

誰知宋仁宗對這樣的事情，有自己獨特的看法。他就事論事地說：“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寫一首詩泄泄憤，怎能治罪呢？不如給他個官”。于是，這個讀書人被授予了司戶參軍的職位。

縱觀數千年歷史，作為一位帝王，寬容蘇轍的事，或許有人能做到，但寬容四川秀才的事，恐怕只有宋仁宗等少數明君才能做到了。這說明宋仁宗很理性，能夠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即使對“煽動造反”的，也能透過現象看本質，明辨是非，分清是真要造反，還是發牢騷。然后做出符合事實的判斷，做出明智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