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1949年以前，在專制制度末日瘋狂的黑暗中，一代代報人前仆后繼，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不僅為國家民族淌盡了赤子之血，也為新聞界增添了一些豪邁和底氣。這句話說得很煽情，但并不貼切，“增添了一些豪邁和底氣“是有的，不過代價遠非“慘重”，將“一代代報人前仆后繼”改成“一家家報刊前仆后繼”或許更為妥當，因為國民黨政府對那些不聽話的報刊，往往只是查封而已，或者停刊幾天，絕大多數編輯、記者都安然無恙，有時候甚至連一個處分都沒有。

陳翰伯任意詆毀國民黨，最后坐飛機禮送出境

當國共雙方簽下“雙十協定”、重慶談判即將圓滿結束之時，山城發生一起意外事件：八路軍辦事處秘書李少石乘坐的黑色轎車，在撞傷路邊的國軍士兵后，繼續往前開，帶隊的班長一怒之下，端起步槍，就扣動了扳機。李少石的突然遇難，中共方面的第一個念頭就是政治暗殺。當晚，周恩來趕到醫院，十分悲切地說：“二十年前廖仲愷先生遭反革命暗害，其情景猶歷歷在目，不料二十年后，他的愛婿又遭兇殺。”在宣傳基調上，《新民報》與中共方面保持了高度一致。副總編輯陳翰伯接到記者發回的新聞稿，在并未核實的情況下，大筆一揮，就寫下這樣一行譴責性的標題：“墨跡未干，特務行兇”，比《新華日報》的標題《十八集團軍駐渝辦事處秘書李少石同志突遭暗殺》更有力。

這位陳副總編輯，真實身份其實是地下黨。戰斗在白色恐怖中，他并不怎么隱蔽自己。抗戰期間，他在孔祥熙主辦的《時事新報》當主任，有記者寫了篇延安歸來的反共新聞稿，他只把寫風土人情的那些文字給發表了，“精華”部分則全部刪掉。還有一次，他和《大公報》、《掃蕩報》的記者一起去鄂西前線，由國民黨中央通訊社湖北分社一位徐主任出面接待。雖然，陳翰伯在回憶文章中，說這個徐主任實際上是來監視他們的，但這句話是不是也算任意詆毀？俺不敢確定，俺只看到他在前線采訪時，一時興起，高唱國際歌，絲毫不怕同行去告密，也絲毫不怕身邊的國軍士兵把他當場逮捕。由于陳翰伯在一系列的新聞報道中與國民黨唱反調，《新民報》老板陳銘德生怕他再惹禍，連累到報館生存，就好不容易買到一張重慶至上海的飛機票，將他禮送出境了。

龔記者手持雙槍，喝退國軍名將

張發奎、薛岳，一個是北伐時期的“鐵軍”軍長，一個是八年抗戰的第九戰區司令官，要槍有槍，要兵有兵，想擺平幾個文人還不是分分鐘的事情。不過，民國時代，什么樣的天方夜譚不能實現？居然也有把這兩位三星上將都震住的記者。這位記者，就是龔德柏。龔德柏，湖南人，號稱“龔大炮”，凡是看不慣的，他都要罵一頓才解氣。要罵人，就得辦報紙，有一塊輿論陣地。才能說自己想說的話，罵自己想罵的人。于是，1922年，他從日本回國后，先后在《國民外交雜志》、《東方日報、《世界日報》、《申報》從事新聞工作，以潑辣的作風針刺時弊、鞭撻權貴。對此，他曾不無得意地評價自己：“膽大狂妄四個字，生是我的美評，死是我的嘉謚。”當年，龔德柏打小報告，說史量才拿日元，又鞭尸邵飄萍，說他拿盧布，還只是小菜一碟，到了抗戰勝利以后，他主辦《救國日報》，更是口無遮攔，以公開表示不怕上雨花臺的膽量，架起大炮，您意抨擊國民黨最高當局，甚至拿下三濫的事情去調戲孫科，這就是本文要講的故事：兩員戰將，搞不定一個龔德柏。

1948年，民國選總統，龔德柏作為湖南人，力捧程潛，猛轟行政院長孫科，指名道姓地說他貪污、行賄。剛開始，孫科還沉得住氣，作為中山先生的長子，這點風度還是有的，反倒是龔德柏沉不住氣了，連轟幾炮后，見對手沒動靜，便玩起最毒的一招，以群眾來信的名義，捏造事實，揭發孫科玩女人、用黃片招待外賓，被孫中山拳打腳踢。

這封信一經曝光，果然激怒了孫科和廣東代表團，張發奎、薛岳拍案而起：丟那媽，幾大就幾大，盡地一煲！說著，挽起袖子，親率60多名國大代表，分乘兩輛紅色交通車，直撲《救國日報》，見人就打，見物就砸，而報館的工作人員也不甘示弱，奮起還擊，一時間椅子、棍子、墨水、漿糊、排字盤滿天飛。其中，有一個名叫王德全的國大代表，一拳打到玻璃上，弄得自己鮮血直流。擒賊先擒王，征戰一生的高級將領，當然知道這個道理，張發奎、薛岳正想沖上樓，打進總編室，活捉龔德柏，卻不料迎面遇上兩把雙槍，只得乖乖止步。原來，龔德柏早已拔出平時護身用的家伙，守住樓梯口，聲稱如有人膽敢上樓，他必與之一拚。于是，鐵軍名將和抗日名將只好跟婦人似的隔著樓梯，與龔大炮對罵一陣，然后憤憤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