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宋朝是女人最規矩的時代，那么唐朝就是女人最不規矩的時代。那時的女人不僅敢炒丈夫的魷魚，還把出軌尋外遇作為一種時尚，如同減肥一樣，風靡全國各地。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話說孔子當年在確立儒家思想的時候，為了確保父系社會的長治久安，給女性戴上了一個十分結實的緊箍——貞節。大家可別以為貞節僅僅是指女人要對婚前性行為絕緣，還包括不改嫁、喪偶的情況下堅持守寡等等。當時的廣大婦女同胞別說提出離婚，就是產生這種想法都是相當可恥的行為。但是，在東漢王朝滅亡后，隨著羯、氐、羌、鮮卑和匈奴等五個民族遷入中原，各種非主流思想、風俗融入到了中國傳統思想中。

自黃帝起，一向血統純正的華夏族開始與其他民族混血，就連唐太宗李世民都是鮮卑人的后代，出自一個蠻氣十足的姓氏——大野。在這種情況下，傳統的貞節觀被顛覆。沒有顛覆，就沒有進步，所以顛覆本身就是一種美。唐朝的女性那叫一個幸福，《唐律》規定，結婚前可以自由戀愛、私訂終身，如果父母不同意那是父母的事，只要二人情投意合，法律會給與絕對的支持，只有未成年而不從尊長者算違律，真可謂我的愛情我做主。唐朝的法律制定者除了照顧女性的婚前待遇，還大幅提高婚后待遇。前代的女性都是婚奴，只能等著老公把自己看膩味了，然后一腳踹回娘家，俗稱“休妻”。到唐朝情況大為改變，如果女性婚后生活不幸，就可以主動提出離婚，讓老公下崗。《唐律》對離婚有三種規定：

一、協議離婚。指男女雙方自愿離異的所謂“和離”：“若夫妻不相安諧而和離者，不坐。”

二、促裁離婚。指由夫方提出的強制離婚，即所謂“出妻”。《禮記》曾為出妻規定了七條理由：不顧父母、無子、淫、妒、惡疾、哆言、竊盜。《唐律》也大致襲用這些規定，妻子若犯了其中一條，丈夫就可名正言順地休妻，不必經官判斷，只要作成文書，由以方父母和證人署名，即可解除婚姻關系。但同時，《唐律》又承襲古代對婦女“三不去”的定則，即曾為舅姑服喪三年者不去，娶時貧賤后來富貴者不得去，現在無家可歸者不得去妻。有“三不去”中任何一條，雖犯“七出”，丈夫也不能提出離婚;

三、強制離婚。夫妻凡發現有“義絕”和“違律結婚”者，必須強制離婚。“義絕”包括夫對妻族、妻對夫族的毆殺罪、奸殺罪和謀害罪。經官府判斷，認為一方犯了義絕，法律即強制離婚，并處罰不肯離異者。對于“違律為婚而妄冒已成者”，也強制離婚。《唐律》中的這些明文規定，就本質來說還是為了強化封建宗法制度，鞏固家長制度之下的夫權。但是我們也同時看到了積極和開放的一面，在強調子女從一而終的封建時代，能夠以法律形式規定夫妻“不相安諧”即可離異，無論是在之前的朝代還是在后來的朝代，其對妻無“七出”和“義絕”之狀，或雖鈍“七出”而屬“三不去”者，不準其夫擅自提出離婚，否則處一年有期徒刑，無疑對夫權是一個限制，對婦女利益是一種保護。此外，唐朝也不鼓勵婦女守寡，在丈夫死后把大把的青春和歲月交給籬笆和狗，半輩子過著“星星還是那顆星星”的無聊日子。《唐律》中對于婦子離婚改嫁和夫死再嫁，沒有約束和限制，這就從法律上為婚姻的相對自由制造了一定的條件。

婚姻限制的相對寬松、貞節觀念的淡化也造成了另外一個后果，就是社會風氣的相對下降。唐代上層社會的男子中，較普遍實行著各種形式的多偶制。皇帝嬪妃如云，成百上千;貴族達官也借種種口實，廣置妻妾。就連與妻子情愛甚深的白居易也不例外，除納妾之外，士大夫階層還有狎妓的樂子。與男子的納妾嫖妓、尋花問柳相對應，在上流社會的婦女中，也常演出許多蓄養情人、婚外私通的艷事來。以武則天為例，早在她作太宗才人時，就與太子李治發生了曖昧關系，當皇帝后，更廣置面首，大選美少年為內侍。《開元天寶遺事》中有一個有趣的故事：“楊國忠出使于江浙。其妻思念至深。忽晝夢與國忠交而孕，后生男名助。國忠使歸，其妻具述夢中之事。國忠曰：‘此蓋夫妻相念情感所至。’時人無不高笑也。”夢中有孕不過是騙人的幌子，而楊國忠對妻子的這種行為不僅不怪罪，反而為其開脫，這除了顧及自己的名聲外，只能說夫妻間有一種不相禁忌的默契。

上梁不正，下梁自然也就歪了。唐朝的婦女私奔、私通之類的花邊新聞，幾乎天天都有，層出不窮。唐代的筆記小說在這方面為提供了許多例子。這些事例說明，在唐代婚姻中，一夫一妻制不僅為丈夫，而且對妻子的限制也并不十分嚴格，女子在“不相禁忌”的形勢下，同樣享有同男子同等的婚外偷情的自由。就像廣告說的那樣，做女人真的很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