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中期，嘉慶年間(也就是大貪官和珅剛倒臺后不久)，就出了那么一樁轟動一時的國家級“盜竊案”。這起大案，其實是嘉慶皇帝的一個兄弟，一位親王級別的人物，直接把手伸到了國庫里，拿走了幾千兩白銀。在清朝中期，嘉慶年間(也就是大貪官和珅剛倒臺后不久)，就出了那么一樁轟動一時的國家級“盜竊案”。這起大案，其實是嘉慶皇帝的一個兄弟，一位親王級別的人物，直接把手伸到了國庫里，拿走了幾千兩白銀。府庫里的人查將起來，抓了兩個守庫的值班士兵，想以此治罪了事，息事寧人。沒想到，嘉慶皇帝這一次好像是動了真格，派刑部尚書德瑛，會同宗令、宗正親王兩位一并辦案，要將這事查個水落石出。

這刑部尚書德瑛何許人也？也甭提什么祖宗家譜，豐功偉績，單單是看當年嘉慶皇帝的兩則口諭，就知道他有多紅。“七年六月十五日旨：軍機大臣現在人少，吏部尚書劉權之、刑部尚書德瑛俱著在軍機處學習行走。”——這是嘉慶七年，皇帝對德瑛的親自提拔。時任刑部尚書的德瑛，受皇帝賞識，有意將其培養成軍機大臣了。德瑛本來也是鑲黃旗人，根紅苗正，受到皇帝的栽培，前程遠大。

“九年六月十一日諭：軍機大臣德瑛，自行走以來，人甚慎密，清文最為通曉，辦事亦極認真，本日已降旨調補吏部尚書。”——這是嘉慶九年，皇帝在對德瑛的行政能力觀察了兩年之后，發現他辦事認真，就把他提拔成吏部尚書了。雖然同是部級干部，可吏部尚書這一部不同一般，相當于如今的組織部，專管皇帝身邊的臣子升遷獎貶的。

那么，這樣一位位高權重且辦事認真的大清官來辦這樁國家級“盜竊案”，應該是得心應手、勢如破竹的吧。事實上，卻并非如此。德大人開的第一次碰頭會，就碰了釘子。曾經審訊過或者正在審訊這個案子的官員，都不約而同地想拿那兩個值班小兵開刀，不想再深究下去了，并且暗示德大人，可以以此顧全皇室的臉面，說嘉慶皇帝也不過作作樣子，總不愿意將自己的同胞兄弟治罪的。德大人義正言辭地說：“國有常刑，案從其實。果宗室人犯竊，罪無可貸，尚有議親典在，只圈禁耳。若卸坐庫丁，則妄殺兩無辜矣。”——德大人認為兩個值班小兵做不下盜竊庫銀的大罪，他們沒那么大膽子也沒那么大的權力，背后一定有一個“大偷”;因此，現在不能輕易處決兩個小兵。他執意不聽眾人的勸告，大伙兒也不能勉強他，于是官員們消極對待，就只有德大人一個人忙前忙后了。

但這案子一連審了好幾個月，沒有審出什么有價值的線索。史書上也沒有記載關于這次庫銀被盜案件的審訊結果。看來，“大偷”們既沒有被治罪，只不過在后世記錄中，對德大人多了一句好評而已：“其操行辦事，豈尋常具臣所可比哉！”事實上，嘉慶皇帝心里跟明鏡兒似的，在拉倒了和珅這樣一個國字第一號大貪之后，官僚體系迫切需要一個穩定和諧、中庸休養的過程。起用德大人審庫銀失竊這樣的國家級“盜竊案”，其目的只不過是敲山震虎，給大伙兒提個醒收斂點，并無深究大辦的意思。可能也是德大人不夠老練，會錯了意，差一點兒辦砸了這個案子。沒多久，嘉慶皇帝即賞了德大人一個“美差”，到新疆去做“封疆大吏”。據說，德大人精通翻譯，在新疆閑來無事時，居然將《朱子通鑒綱目》翻譯成了滿文和維吾爾文，也算德化一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