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后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治國良策的第一人，究竟是誰？現在不少著作，包括一二種權威著作，都有如此類似的表述：魏源最早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事實果真如此嗎？先看魏源本人如何說。他在《道光洋艘征撫記》中寫道：“先是，林則徐奏言：‘中國造船制炮，至多不過三百萬，即可師敵長之技以制敵。此時，但固守薄籬，即足使之自困。若許臣戴罪赴浙，又能殫竭血誠，克復定海，以尉圣廑。’不報。”這段記載，把誰是首倡者說得明明白白，表明魏源有求真務實的史德。

但翻檢《林則徐全集》，林則徐這份寫于道光二十年(1841)八月二十九日被革職后請求戴罪赴浙效力的奏折中，并無“師夷長技”的話，而是這樣寫的：“粵東關稅既比他省豐饒，則以通夷之銀量為防夷之用，從此制炮必求極利，造船必求極堅，似經費可以酌籌，裨益實非淺鮮矣！”“若前此以關稅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則制夷已可裕如。”道光帝在后一句話旁朱批道：“一片胡言！”完全否定了林則徐制炮造船以制夷的主張。

為什么林、魏二人的表述文字如此不同呢？有兩種可能。一種是魏把林的言論用自己的語言概括表達了出來。一種是林懷著“正在奏請治罪，何敢貢獻芻蕘”(奏折中說)的心情，把“師夷長技以制夷”這種明顯地帶有教訓性質的話刪掉了，措辭委婉些了。而魏看到的，是林被革職后在京口親手交給他的奏折原稿。

林魏二人的關系

兩種揣測，均無鐵證可以坐實。但有幾點可以說明問題。

一、林則徐是公開承認夷有長技的第一人。這是林則徐超越自詡為“天朝上國”、輕夷鄙夷、朱批“一片胡言”的道光帝，及一切夜郎自大的封建官僚的重要一步。林則徐在奏折中明確地報告道光帝：英夷“以其船堅炮利而稱其強……兵船是其長技。”林被革職后，雖一度留粵協力夷務，向主持軍務的奕山提出了《防御粵省六條》，中云：“洋面水戰，系英夷長技……應另制堅厚戰船，以資制勝。”甚至在遣戍途中的洛陽還寫信給蘇廷玉，詳細闡述了自己的設想：“去冬與雪樵制買書，雖力陳船、炮、水軍之不可已……當局果能師其意，同心協力而為它……有船有炮，水軍主之，往來海中，追奔逐北，彼所能往者，我亦能往……逆夷以舟為巢穴，有大幫水軍追逐于巨浸之中，彼敢舍舟而擾陸路，占據城垣，吾不信也。”信中，明確表明了“師其意”的主張。當時，在封建統治者和士大夫中，“有用夏變夷者，未用變于夷者也”的傳統觀念仍相當濃烈。林則徐沖破這種思想樊籬，勇敢地承認夷有長技，且欲“師共意”，足見他的政治的、時代的眼光非常敏銳。

二、林則徐是提出師夷三項基本長技的第一人。魏源在《海國圖志》中說：“夷之長技三：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這是林則徐親手交給魏源的《四洲志》早就說過了的。林編譯的《四洲志》說：俄“比達王(現通譯為彼得大帝)聰明奇杰，離其國都，微行游于巖士達覽等處船廠、火器局，講習工藝，旋國傳授，所造火器、戰艦反優于他國。加以訓兵練陣，紀律精嚴。”這與魏源概括的三項完全吻合。

三、更重要的是，林則徐的上述師夷長技的言論，都發表在道光二十年八月被革職之前，而魏源的師夷言論，都在道光二十二年他撰寫《圣武記》及《海國圖志》之時。林、魏是朋友，更存在幕主和幕僚之間的輔佐關系。林則徐是欽差大臣兩廣總督，是一手處理廣東夷務的封疆大吏，而魏源此時是個沒有任何官職的普通文人，是個幕僚。從這點，也可看出誰是“師夷長技”的首倡者的玄機。歷史事實似應是：林則徐是“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的首倡者，而魏源在林則徐充軍塞外，一時沒有“發言權”的情況下勇敢地充當代言人，成為這一思想的積極傳播者。林的這一思想因魏的傳播而留傳，魏則因宣揚這一思想而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