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監獄權力集團利用“刀俎—魚肉”關系，建立起一種特殊的交易模型：囚犯支付權力贖金，購買免受折磨的待遇。

我們繼續來觀察監獄“刀俎格局”下的交易模型。

囚犯的命運，除了被關押，還要受審受刑。古時，對犯人的審訊與處罰之權，掌握在具有司法資格的主審官手里，胥吏雜役之類是無權自作主意的，但老奸巨滑的監獄隱權力者，卻能夠上下其手、擅作威福，借此敲詐犯人。

方苞了解到，在刑部大牢內，那些專管給犯人上枷鎖、打板子的皂隸，會暗地里向犯人索賄，如果犯人交了錢，他們在用刑時就會暗做手腳，減輕犯人的創傷，否則就會讓犯人大吃苦頭。有三個與方苞同案的人，被捕后都曾被主審官刑訊逼供過，其中一人送了吏役三十兩銀子，結果骨頭微傷，病了一個月才能走路;另一人給了六十兩銀子，只傷及皮肉，二十天左右傷就痊愈了;還有一人，出手最大方，送了一百多兩，當晚就“行步如平常”。

方苞向獄中老胥打聽，囚犯富貧不均，既然都交錢了，又為什么要以交錢多少區別對待？知情人說：“如果不區別對待，那誰還愿意多交錢？”方苞無詞以對，只能感嘆：仁人君子可千萬不能做這種傷天害理的職業啊！

打板子其實是一門大有玄機的技術活。據李伯元《活地獄》的介紹：“從來州縣衙門，掌刑的皂隸，這小板子打人，都是要預先操練熟的，有些雖然打得皮破血流，而骨肉不傷，亦有些下死的打，但見皮膚紅腫，而內里卻受傷甚重。有人說凡為皂隸的，預先操練這打人的法子，是用一塊豆腐擺在地下，拿小板子打上去，只準有響聲，不準打破。等到打完，里頭的豆腐都爛了，外面依舊是整整方方的一塊，絲毫無動，這方是第一把能手。凡是犯罪的人，曉得自己理屈，今日難免責打，必須預先花錢給這個掌刑的，托他留情些，這板子下去，是有分寸的，只要打得響，縱然皮破血流，決無妨事，過兩天就會好的。若是不花錢，這板子打下來，記記是死的，大腿上不免就要受傷。”

李伯元認為，“此是天下當皂隸的通病。除非廢去小板子不用，如若留著小板子，他們這個權柄是有的，老爺縱然明知道，也無可奈何他的。”說得很有道理。皂隸手中“留著小板子”，則意味著“我為刀俎，人為魚肉”的權力格局并沒有改變，那么，“刀俎”要持柄宰割“魚肉”，就是青天老爺亦拿他沒辦法的。

在監獄的刀俎格局中，即使是那些死到臨頭的死囚，竟也難逃被獄吏敲骨吸髓的命運。方苞說，凡有死刑案報上去，劊子手就早早來到監獄外，支使與他有勾結的禁卒向死囚索要財物，這筆錢當時有個名目，叫做“撕擄”，意譯過來，大概就是“張羅費”的意思。

那么死刑犯還需要“張羅”什么呢？原來，對于被判凌遲處死的人，行刑人就告訴他：“給不給錢，給錢就先刺心臟，讓你死個痛快;不給你，就千刀萬剮，四肢割完，人還死不了，活受罪。”

對于要絞刑的死囚，則告訴他：“交錢，絞一次就斷氣，不交錢，絞三次再加上其他刑具，才死得了，這錢你掏不掏？”

就為了死得痛快一點，有錢一點的死囚，不得不在生命快走到盡頭的時候，掏出幾十、一百兩銀子;沒有錢的，也要典當衣物，換點錢行賄劊子手。

方苞無法理解這種連死囚都不放過的行徑。他曾詢問政法系統的一名老胥：“獄吏跟那些囚犯，并無什么仇恨，只是想索取一點財物而已，有人真的拿不出來錢，不如就放高抬貴手放他們一馬，這不正是積德的事嗎？”

老胥一聽，馬上就知道方苞這個人“很傻很天真”：切，積什么德？難道你不知道監獄很黃很暴力嗎？這是大牢里的規矩！萬萬不可破例，否則，人人都會心存僥幸，那豈不是亂了套？

老胥的說法，其實也有他的道理。在刀俎格局中，“刀俎”不僅要宰割“魚肉”，而且將這種宰割游戲“規范化”，這樣，才能使整個刀俎格局的利益分配不會因個人意志而發生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