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曾任教育部科長，與頂頭上司——曾任教育部長的傅增湘頗為不睦，傅增湘是著名教育家、藏書家，魯迅曾欲將藏書轉賣給他，他開了個離譜的低價，令魯迅極為不滿。魯迅認定傅增湘有“偷書”劣跡。一次是給其弟周作人口述的一個故事，一次是自己撰文寫的一篇工作回憶錄。

魯迅給周作人講的那個故事，黃裳就特別在《藏園佚事》一文中轉述過這個故事。原來，在1957年9月，周作人(署名“十堂”)在《新民報晚刊》發表了一篇《竊書的故事》，記下了他從魯迅那里聽來的故事。與魯迅一樣沒有點名，只稱之為“做過總長的名流、大大有名的藏書家”，但讀者一看，就明白這沒點名的主角是誰了。

故事的起因是某名流聽說京師圖書館藏有一部宋板書，又例不外借，只能由館方特辟凈室一間，請這位名流來住，可以從容細心校閱。魯迅以科長身份，捧出宋板親手交付。幾天后，這位名流說要再來校書，請人前去接收宋本，自然仍由魯迅親自辦理。此后發生的令人咋舌的“竊書”現場記錄，周作人轉述如下：

“這天仍由科長出馬，看見他已整裝待發，只等科長一到，將書交還，便挑起網籃鋪蓋，出館而去。科長雙手接過內裝宋板書的楠木盒子，將轉手交付工友，這時忽然‘福至心靈’，當面打開盒子來一看，不看時萬事全休，只見楠木盒子里‘空空如也’，不見有一本書。第一個看出破綻的是那位名流，隨即回過頭去，罵站在后面的用人，‘混賬東西，怎么書都沒有放好！’用人連忙從網籃里將宋板書取出，放入楠木合子里。科長這才接過去，安心收下。”

周作人接著用倒抽一口涼氣式的口吻說，“后來魯迅講起這件故事，總說回想過去所遇的危險，以這次最險，也最運氣，因為只要一不小心，收下之后，這失書的責任再也擺脫不清了。因此之故，他也最恨那名流。不但認為藏書家即是偷書家，在這里得一實證，也因為個人幾乎上他的大當的緣故。”最終，魯迅為這位藏書家名流下了個結論說，“藏書家眼見好書，用盡心思圖謀，也是人情，但總不可以違反道德，做出見不得人的事。”

這樁未遂的竊書案，魯迅講得繪聲繪色，周作人寫得活靈活現，黃裳的轉述也順理成章，后世略有知傅氏生平者無不呆若木雞。

事實上，關于傅增湘偷書的故事，魯迅還講過一個，且更為直接，更為辛辣，雖然仍然沒有明確點名。想來這個故事，周作人也是看過的，會更加的印象深刻。

發表于1928年1月28日《語絲》周刊第四卷第七期的《談所謂“大內檔案”》一文中，魯迅在提到整理清政府遺留內檔時，特別指出北洋政府時期的教育總長、次長、參事對清代遺檔的監守自盜行為，他寫道：

這回是F先生來做教育總長了，他是藏書和“考古”的名人。我想，他一定聽到了什么謠言，以為麻袋里定有好的宋版書——“海內孤本”。這時以考察歐美教育馳譽的Y次長，以講大話出名的C參事，忽然都變為考古家了。他們和F總長，都“念茲在茲”，在塵埃中間和破紙旁邊離不開。凡有我們撿起在桌上的，他們總要拿進去，說是去看看。等到送還的時候，往往比原先要少一點，上帝在上，那倒是真的。

據說，文中所提到的英文代碼之人名，乃是姓氏的舊式拼音縮寫。F先生就是指傅增湘，他在1917年12月至1919年5月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Y次長指袁希濤，字觀瀾，江蘇寶山人。曾任江蘇省教育會會長，1915年到1919年間先后兩次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長等職。C參事指蔣維喬，字竹莊，江蘇武進人。1912年至1917年間先后三次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參事。

魯迅筆下的這起“群體盜書案”，以傅氏為首，幾乎整個部門全部參與，這是讓人始料未及的。當然，只有他這么一個小科長沒有參與，可以潔身自好而獨善，自然是有資格講出來、寫出來，并譏刺一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