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為什么喜歡武俠？其實在武俠時代，中國人真的不喜歡武俠。就像美國開拓西部的時代如果有電影，相信也沒什么人愿意把鏡頭對準那些蔑視法紀、信奉槍桿子里面出安全，和中國的闖關東沒有本質區別的農民亡命之徒。俠客的祖師爺墨子，當年只是諸子百家中的一位，雖然也名列幾大家之中，但若論后世影響力，則是遠不如儒法道兵幾家，和儒家斗了百十年，人家最后登堂入室，自己卻煙消云散，法家韓非更是一句“俠以武犯禁”就把俠打入了恐怖分子之列。漢代，武帝把最后的俠客組織予以消滅，此后中國基本只有利益至上的幫派，而沒有墨家這樣理想至上的俠客組織。同樣被漢武帝“滅”了下半身的史家司馬遷寫《游俠列傳》，更像是一種祭奠和寄托。

在整個國家文明強健向上的時代，不務正業的游俠其意義與浪蕩子無異，唐代是進取的朝代，所謂“若個書生萬戶候”。所以一心想建功立業的王昌齡寫下“莫學游俠兒，矜夸紫騮好”。俠客，基本被貶得一錢不值。著名的唐傳奇往往也與時代掛鉤，如唐末創作的《虬髯客傳》常被看作武俠小說的始祖，但其真正主角卻是大敗突厥的唐代名將李靖。武俠文化的真正興起應在元明。元朝取消了科舉，文人們一下失去了飯碗，于是小說評書開始創作，《水滸傳》屬于寫實主義，小說的武功在現實中基本都有出處，可以印證，正如其中的人物，百分之九十九以現代文明標準來看都算不得好人，但卻是真實江湖（廟堂與黑社會）的寫照。再沒有那種舍利而求義（墨家標準）的俠客，有的只是好勇斗狠，見了宋江等英雄納頭便拜，見了小民便板斧排頭砍去的江湖豪強。這也并非武俠，而是世俗層面的強者崇拜。

每逢亂世之中，反而有對武俠文化的向往。明清交際之時，武俠小說發達，清末民國之間，劍仙小說與電影一齊上陣。這些武俠本質上是一種對超人的向往，正如瞿秋白寫下“濟貧自有飛仙劍，爾且安心做奴才”，著名的共產黨人導演蔡楚生初見電影界前輩鄭正秋，也痛陳神怪武俠的不良影響。但也有另一種有識之士看到事物的另一面，因為武俠小說向上能成為神話，向下也能成為寫實。武俠小說家之一的平江不肖生，本身是一位技擊家；韓慕俠等武術家教練過的西北軍，也成為了近代以來世界上唯一一支在冷兵器上打敗日本軍的軍隊。孫中山在民國時代便倡導武術，曾說“自火器輸入中國之后，國人多棄體育技擊之術而不講，以至整個社會積弱愈甚，卻不知最后五分鐘之決勝，常在對面五尺地短兵相接之時”。意思是說武術雖然不能敵槍炮，但卻可以強化一個民族的尚武精神。

現代以來在武俠文化上最成功的，小說家是金庸，電影家是徐克。金庸的小說承上啟下，繼承了傳統武俠話本的特點，又引進現代小說和文化。同時，一連串的政治隱寓、預言也標志著金庸傳統士大夫知識分子的身份。而徐克的電影一方面同樣也有對政治、社會現實的隱寓，但最大的貢獻是把武俠文化本身的娛樂魅力無限放大。其實對超現實、超人的向往，這存在于許多民族之中，就像美國，其科學進步是一面，其喜歡蜘蛛俠超膽俠的幼稚心態又是一面，《銀河護衛隊》中搶奪毫無科學根據的石頭，正如武俠小說中對武林秘籍的爭奪。在人類進入太空時代之后，手持光劍砍人的軟科幻《星球大戰》也將失去魅力。

中國人為什么喜歡武俠，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意義，在和平盛世（也多是平庸時代），武俠是娛樂文化的代表，清代人聽《三俠五義》，正如好萊塢戲院放《神奇四俠》。在亂世，武俠是一種寄托，是戰斗的旗幟，當然有時也是精神鴉片。在長達兩千年的封建禁錮中，武俠代表了對體制的叛逆，對自由的追求。而在聲光影畫的現代，武俠則是中國文化中唯一能在娛樂性上與世界電影抗衡的片種（所以也成為各大導演闖蕩好萊塢時的首選），所以西方有科幻，中國有武俠，不是我們落后，而是兩者本質上相同（有科學根據的硬科幻觀眾群其實很小），都是人類內心深處，對人類超出人類能力的一種根深蒂固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