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期間，蔣不止一次拿淞滬的教訓告誡自己不要重蹈覆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42年夏的浙贛會戰。

日軍發動浙贛會戰，旨在占領浙東的中國機場，尤以衢州機場為志在必得，以防美國空軍利用這些機場轟炸日本本土。蔣介石自1942年初，即判斷日軍將對衢州發起進攻，故一再指示戰區積極備戰。至5月16日，日軍正式發起進攻。

蔣最初認為，日軍此役所調動兵力，乃雜湊而成，當不難擊破。但稍后即發現，日軍實際上了集中了六個師團以上的精銳兵力，以及200架以上的飛機。蔣不得不向美國求援，提醒其不可漠視中國戰場，且明言：中國軍隊雖早有準備，但因缺乏空軍和重武器，形勢相當嚴峻。

不過，與淞滬會戰時的思考方向不同的是，蔣很快就意識到，美援和國際觀感均是未知之數，不可過分看重。故在5月23日，蔣已在考慮破壞衢州機場和麗水機場。蔣認為，不必因為這些機場與美國存在著軍事合作的約定，而“置本國本軍得失成敗于不顧也。”

至5月27日，蔣終于下定決心，認定防守衢州已無必要。蔣在日記中寫道：“敵軍抽調在華各地戰區精強部隊約五萬人，集中干浙東。進攻我衢州等處之空軍根據地，勢在必得，而滇西怒江西岸騰沖一帶殘敵僅千余人，頑強負隅。余乃注全神于此，雅不欲調美空軍志愿隊赴援浙東，而留其在滇協助我陸軍肅清滇西之殘敵。蓋以今日情勢而論，后方重于前方，尤其滇西不能不從速肅清。至于金衢之得失，已不關今日戰局之勝負。”

6月2日，蔣再次在日記中強化自己的決定：“我為政略計，固應放棄衢州，萬不可以無關緊要一地之得失，爭一日之榮辱，而致忘最后成敗之大計也。”6月3日，蔣又在日記中用淞滬、南京等往日的教訓告誡自己：

“過去經歷，往往為一時毀譽得失，而貽誤戰略，且致政略失敗，此鑒于北平、南京，以及此次緬甸進退守棄之教訓，尤為寒心。故對于衢州方略，決心放棄會戰，以敵軍抽集在華各戰區最大限度之兵力，與其空軍之掩護，進攻衢州大機場所在地，志在必得，若我與之決戰，不僅無甚意義，而且徒耗兵力，不易補充也，不如放棄決戰，使之撲空，不能達成其擊破我主力之目的，而且保全我實力，猶可屏障贛湘也。”

但匆忙放棄，仍造成了極嚴重的損失，不但“全軍心理猶疑，戰斗精神低落”，而且“損失程度過于決戰后之犧牲”。7月16日，蔣又在日記中再次檢討：“經此次教訓之后，凡決心決戰準備完成，待敵逼近時，即再不可變更初衷也。”

淞滬、浙贛，兩次會戰，兩種反思;一者檢討“堅持”;一者檢討“放棄”。此般猶如精神分裂，實際上呈現的，蔣介石內心的一種舉棋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