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北事變是指1935年日軍侵略華北和南京國民政府在華北繼續妥協退讓、喪權辱國的一系列事件的統稱。1933年長城抗戰《塘沽協定》簽訂之后，日本暫時將對中國“武力鯨吞”的露骨侵略方式轉變為有序推進的“漸進蠶食”方式，即企圖一口一口啃噬掉中國。這樣，繼東北之后，華北順理成章地成為日本侵略的下一個目標。在日本的既定世界霸權方針下，中國民眾和中國共產黨、熟悉形勢的世界各國觀察家都非常清楚，日本絕不會滿足僅僅占據東北的現狀，華北必將成為東北之續。

日本侵占華北的具體謀略，使用了“華北分離”的政策。這一政策的實施方法，則和炮制偽“滿洲國”的手法如出一轍，即收買小部分漢奸，強奸民意，憑空捏造出“地方自治”的假象，在刺刀威脅下實現“自治”，進而在刺刀控制下完成“獨立”。這完全是日本侵略者一手制造的自欺欺人的荒誕鬧劇。但日本認為通過這種方式就可以掩人耳目，緩和國際干涉。日本法西斯的陰險狡詐不可謂不惡毒。但是，中國人民決不允許日本侵略者的陰謀得逞，對其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斗爭。然而，面臨如此緊迫的態勢，南京政府當局竟繼續對日妥協退讓，喪權辱國，步步撤退，導致日軍得寸進尺，越發貪得無厭，華北和中華民族產生了空前嚴重的危機。

作為侵華急先鋒的關東軍和華北駐屯軍，積極策劃其所謂以“華北特殊化”為目的的“華北自治”運動，并公開擺出一副武力外交的架勢。之前，日軍已在華北各地制造了一系列事件，壓迫中國退讓，撤兵，為其開展“自治運動”創造條件。首先是謀劃建立“蒙古國”，在察哈爾制造了兩次張北事件等多起事件，最后在1935年6月27日逼簽《秦土協定》，“割讓”察東6縣于“滿洲”，二十九軍撤出察哈爾境內長城以北地區，國民黨黨部也撤出察省。1935年7月6日，制造河北事件，南京政府竟與之簽訂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協定”，承諾國民黨黨部和中央軍完全撤出河北、平津，撤換平、津兩市長，取締一切抗日組織活動，并且凡是日本認為有“反日”嫌疑的中方勢力都“不得重新進入”。這樣日本就可以肆無忌憚地扶植河北平津“地方人士”作為傀儡，實施其“自治”陰謀。這無異于將河北平津拱手讓與日本。這時卻突然發生了一件中日都未預料到的事件，即原受日本極力壓迫排斥的駐察哈爾宋哲元第二十九軍，突然利用豐臺事件開進北平，成為中國在華北平津的主要軍事力量，給“華北自治”事件造成了曲折，日軍因宋不是中央嫡系認為可以利用，轉而以宋為脅迫“自治”的主要對象。

但是宋哲元并不甘作日本的傀儡，但又孤立無援，無力獨自抵抗日本，故而態度非常曖昧。日本以軍事訛詐為后盾，緊鑼密鼓地開展“華北五省自治”(五省為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運動，企圖先從它處入手最終脅迫宋哲元“自治”。1935年10月日本制造“香河事件”，煽動河北省東部香河、昌平、武清等縣的“饑民”暴動，占據香河縣城，并成立由漢奸組成的臨時維持會。接著，日本扶植漢好殷汝耕在河北通縣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東22縣，宣布脫離國民政府，以之作為促進宋哲元“自治”的“榜樣”。日軍還開列“反日分子”名單，在平津大肆濫捕。同時大批日軍進入關內，威脅北平、天津。一時間，華北空氣極其緊張。

經過宋哲元、日本及南京政府之間緊張的三角交涉，南京政府雖也曾力爭保留主權，但在妥協退讓政策下，提出并得到日本的勉強同意，12月下旬，在北平成立了半獨立性質的“冀察政務委員會”，除了名義上隸屬南京政府，實質已經成為變相的自治，但也不是日本所希望的完全“自治”。

華北平津地區包括了中國北方大片地區，尤其北平是中國的歷史古都，當時也是全國 的文化中心。華北事變的發生，使中華民族面臨著亡國滅種的生死危機。1935年12月9日，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北平學生終于爆發了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游行示威活動，迅速擴大為全國性的抗日救亡運動，極大地促進了民族覺醒，打擊了南京政府當局的妥協退讓政策。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后，“華北自治”告一段落。日本對華北政策隨之發生了新的變化，總體上則暫停了軍事侵略，采取了“不取其名而取其實”的手段，妄圖從政治、軍事、經濟上緊密控制冀察當局。采用其慣用的陰謀手法，先由交通經濟入手，企圖使“成為張作霖時代之東北”。然而，隨著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推動，宋哲元受到鼓舞，逐步采取了一些抵制日本的措施，使其陰謀不能得逞，如此，日本自然不會善罷甘休，更猛烈的驟雨，就要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