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檔案：錢炳坤，又名錢青，1917年12月出生于杭州。1937年秋進入黃埔軍校炮兵專業學習，1940年初成為國民革命軍第26集團軍75軍第6師一名炮兵。參加了長沙戰役、棗宜會戰等一系列對日作戰，直至抗戰勝利。

我的父親錢駿是辛亥革命先驅，后在北伐戰爭期間犧牲。如果不是78年前爆發的那場戰爭，我或許會成為一個新聞記者，可是在當時的背景下，我們這些年輕人的命運是與國家存亡聯系在一起的。

從復旦到黃埔

1937年，我正在上海復旦大學攻讀新聞專業。當時的中國正遭受著日本的瘋狂侵略，為了不做亡國奴，學子們響應時代的號召，紛紛報名參軍。我也不例外，我年紀輕輕，這么躲下去算什么？一想到英勇就義的父親，我就坐不住了。1937年秋，黃埔軍校從南京遷到武漢，正面向社會大量招生，我趕到武漢，看到貼在街頭的招生簡章，二話沒說報了名。我的名字就是那時候改的，之前一直叫錢炳坤，是家人給我取的。感覺到人生即將翻開新的一頁，我把名字改為“錢青”，意寓“朝氣蓬勃的青年”。經過一系列筆試、面試和體檢，我成為了黃埔軍校第16期炮科學員。

抗戰初期，中國軍隊傷亡無數，前方正是用人之際，為了盡可能培養更多的軍人，黃埔軍校也采取了一些“非常手段”。軍校學員的年齡差距很大，有的是大學畢業生，有的是初中畢業生。我還記得，軍校招生要求中曾明確提出報名者要高中畢業，但實際根本顧不上那么多。為了加快培養速度，原本三年的教學內容也被壓縮成兩年。

非生既死的殘酷

1940年初，我完成學業后被分配到了國民革命軍第26集團軍75軍第6師，隸屬第六戰區，戰區司令長官為陳誠，駐守湖北、湖南、四川一帶，我歷任炮兵參謀和炮兵連長。現在年紀大了，都已經記不清究竟參加了多少次戰爭，只記得在長沙戰役、棗宜會戰等著名的惡戰中，我作為一名炮兵，曾多次幸運地避開了炸響在身邊的炮彈。

上前線的那一瞬間就害怕了，但是當槍一響，炮一拉，也就覺得沒什么可怕的了。我至今還能清楚地記得，有一位浙江老鄉在上前線時，揮手和自己告別的場景。他當時很輕松地和我告別，還約好了回來一起喝酒。但是，戰爭結束以后，回來的卻是他的尸首。犧牲絕不是像電視劇里演的那樣壯烈，而是每時每刻都在發生，就像日常生活中的平常事一樣。

在當時的戰場上，打死一個日本兵，大概需要三、四個中國士兵的生命。我覺得首先是兩軍裝備差距巨大，中國軍隊極度缺乏重武器和空中支援。我們中央軍一個正規師也只有一個炮兵營，12門火炮，大多數是蘇聯援助的舊炮，而且炮彈不夠，用起來“斤斤計較”。而日軍，一個步兵聯隊就有5門山炮，而且還有空中的飛機轟炸，雙方裝備懸殊，日軍的戰斗力也是遠勝于中國軍隊。

在湖北宜昌城外，日軍修建了很多碉堡工事，日軍機槍手在碉堡里瘋狂射擊，中國軍隊傷亡慘重，最后我們的炮兵用德國戰防炮才轟下碉堡，打掃戰場時候發現，碉堡里的日軍機槍手的尸體腳上居然有鐵鏈釘在碉堡上，寧死不退，就靠著一點飯團和水打了五天。

戰爭的烙印

對于日軍的武士道精神我至今記憶深刻，在和平年代的今天也一定要注意日本軍國主義“咸魚翻身”。我們是靠拼命，我所在的第六師，從上海淞滬會戰到武漢保衛戰，兩年不到的時間居然補充了三次，而部隊補充的前提是三分之一陣亡，這也意味著在兩年不到第六師有1萬多名將士捐軀。（注：在錢老印象深刻的號稱“中國的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的棗宜會戰，有關資料顯示，此役中方54個師約38萬人對陣日軍約12萬人，中方陣亡約3萬7千人，日軍陣亡約7千人。民族英雄、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犧牲于此役。）

一遍遍地回憶抗戰時的一幕幕場景，我就想起戰爭之殘酷、救亡之艱辛，不自覺地眼里隱隱有了淚光。我活了下來，我很高興，死人不會說話，我活著一天，就要替死去的戰友說話，就要講和戰友一起打日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