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滿洲國”成立后，日本策劃“華北自治運動”，使之成為“防共親日滿地帶”。又逼迫國民政府簽訂《塘沽協(xié)定》、《何梅協(xié)定》等不平等條約，讓冀東大部分地區(qū)成為“非武裝區(qū)”，迫使中央軍、東北軍及國民黨勢力退出華北，以至華北出現(xiàn)“權(quán)力真空”。但讓各方想不到的是，1935年6月，正當日本指使白堅武發(fā)動叛亂，企圖占領(lǐng)北平，建立親日“自治政府”時，一直閑居天津的抗日名將宋哲元卻趁機率29軍進駐北平，穩(wěn)定了平津局勢。日本更是先是驚愕，后又暗喜。因為29軍不是中央軍，且軍長宋哲元有反蔣歷史，“不會忠于國民政府”，只要拉攏宋“充當日軍之傀儡”，“華北自治”就大功告成了。

不過，日方暗喜過后，還是失望。宋哲元似乎正以其地方軍閥的特性，巧妙地窺測日中勢力的均衡，趁機進入所覬覦的“平津地區(qū)”，并不為自己所用。而此時的國民政府，盡管對宋的擅自行動十分不滿，但也希望有人“收拾”華北殘局，隨后任命宋哲元為平津衛(wèi)戍司令。可以說，宋哲元的29軍是在夾縫中生存的。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說過：“日本陸軍以為宋哲元已為收買。實則宋哲元亦支那人也，決不愿日本奪取支那領(lǐng)土，觀其態(tài)度之曖昧可知也。”宋哲元對日方虛以委蛇，可以從以下兩件事看出。

1934年1月14日，日本關(guān)東軍駐黑河（察省沽源東）司令官森一郎在察東以飛機散放“警告宋哲元軍駐宋哲元書法龍門所部隊聲明書”，謂龍門所駐軍系違背條約，應撤退赤城延慶以西，否則進攻。9月1日宋哲元偕總參議湯玉麟到北平。10月26日駐察哈爾張北、宋哲元部與日本武官及書記發(fā)生爭執(zhí)，所謂第一次張北事件。1935年5月30日，4名沒有護照的日本特務機關(guān)人員潛入察哈爾省境內(nèi)繪制地圖，行至張北縣，被當?shù)伛v軍扣留，察哈爾省主席宋哲元為避免引起事端，即令釋放。由于日方借口提出了蠻橫要求，6月27日，察哈爾省民政廳長秦德純和日軍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達成《秦土協(xié)定》。所謂第二次張北事件。宋哲元同時還面臨著來自國民政府的壓力。

長城抗戰(zhàn)結(jié)束，第29軍撤出長城陣地。不久，馮玉祥通電就任抗日同盟軍總司令，宋哲元保持沉默，何應欽多次要求宋哲元出面約束馮玉祥行動，但宋哲元始終拖延，最后干脆托病去西山修養(yǎng)，并警告準備進攻同盟軍的龐炳勛，客觀上維護了抗日武裝。面對兩方面的壓力，宋哲元一邊迅速擴充實力，一方面尋求中共支持。從1936年4月起，宋哲元對愛國學生運動的態(tài)度開始出現(xiàn)明顯變化。4月下旬，他下令釋放了在學潮中抓捕的愛國學生，坦率接受馮玉祥的批評，承認“哲元生性愚直，處事多有失當。”聲言對學潮中被捕學生，“除有特別情形者外，均即隨時釋放，決不認真追究”。

同年8月，宋哲元派劉子青為聯(lián)絡代表，到延安同中共中央接洽，表達他聯(lián)合御侮的決心，中共中央領(lǐng)導人親切與之交談，充分贊揚了宋哲元的愛國精神。8月14日，毛澤東親筆給宋哲元寫了一封回信，信中飽含了中國共產(chǎn)黨對他的關(guān)注、希望和鼓勵之情。面對日寇日益蠶食中國領(lǐng)土，宋哲元集團選擇了“抗日”“聯(lián)共”與“服從中央”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