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認為淞滬抗戰(zhàn)全面抵抗是“義和團救國”

2017-04-28 21:18:10　　來源：360常識網　　熱度： ℃

導語：“九一八”后，占領東三省的日本人更猖狂了，竟然在1931年10月初把軍艦開進了長江。看到日本人在自己眼皮底下挑釁，蔣介石氣炸了，當即命

“九一八”后，占領東三省的日本人更猖狂了，竟然在1931年10月初把軍艦開進了長江。

看到日本人在自己眼皮底下挑釁，蔣介石氣炸了，當即命令淞滬軍區(qū)長官嚴為防御，必要時與日本人干，他表示：“決心與倭一戰(zhàn)” [1] ，命上海市市長張群：“日本軍隊如果至華界挑釁，我軍應預定一防御線，集中配備，俟其進攻，即行抵抗。” [2]

10月16日，蔣介石以陸海空軍總司令的名義發(fā)布首都戰(zhàn)備計劃，密令警衛(wèi)軍軍長顧祝同、衛(wèi)戍司令谷正倫、軍校教育長張治中、警察廳長吳恩豫“遵照準備實施，其構筑工事之程序，第一期專筑交通要道，城內者限本月20日完成，城外及鎮(zhèn)江者限本月23日以前完成。”[3]

一邊是日本人進犯，一邊是廣東人對峙，蔣介石被弄得筋疲力盡，幾近崩潰。

11月初，“寧粵對峙”大半年后，蔣介石終因日本問題與粵方達成和平協(xié)議：

“此次日本對我國并未宣戰(zhàn)，乃系用強盜明火打劫辦法，侵略我國領土主權，故即使我國對之極力抵抗，亦不必用宣戰(zhàn)方式。此次日本暴行，乃絕對無理，我國有要求國聯(lián)及非戰(zhàn)公約各國主張公道裁制日本之權利，故外間團體有所謂退出國聯(lián)之主張，乃系一時憤激之談，宜設法勸止之;如果日軍來攻，應該抵抗，用武力來對付它，不要不抵抗。” [4]

12月6日，南京政府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5] 的對日方針。蔣介石也提出了“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至最關關頭，絕不輕言犧牲” [6] ，對內則以安內攘外為基本方針，在策略上，爭取準備時間，充實抗戰(zhàn)國力。

沒想到幾天后，蔣介石就被迫第二次下野了。

蔣介石第二次下野，就象渡了一個小長假，在1932年1月25日再次回到南京。

蔣介石再上崗的凳子還沒有坐熱，更頭痛的事情又來了，日軍在上海挑起了“一·二八”。對日本人的狂妄，他在日記中寫道：

“昨日對上海日領要求已承認，彼亦滿足，傍晚表示撤兵。及至午夜，彼海軍司令忽提要我方讓出閘北，乃即沖突。及至今晚，戰(zhàn)事未息。” [7]

日本人以為蔣介石也是另一個張學良！

對日軍的無理，蔣介石當即表示：“決心遷移政府于洛陽，與之決戰(zhàn)。否則，隨時受其威脅，必作城下之盟。” [8]

1932年1月30日，蔣介石制訂了京滬防衛(wèi)計劃“十九路軍全力守上海，前警衛(wèi)軍全力守南京” [9] ，“命令谷正倫兼南京警備司令，賀國光為副司令兼參謀長，所有第八十七師、八十八師、軍官學校附以屬部隊及南京附近航空、憲兵、警察、要塞等部，統(tǒng)歸其指揮，并即當日成立，明日就職。” [10] 。

2月4日，蔣又親自劃定全國防區(qū)，以軍事委員會名義通電全國。 [11]

一切準備妥當，可就抵抗日本的方式上，蔣介石十分慎重，他要求不予以日軍擴大戰(zhàn)端的口實，對何應欽、陳銘樞重申“滬事和緩，勿使擴大，以保國家元氣”的主張。 [12]

在孫科、馮玉祥等人主張全面抵抗還擊時，蔣介石指責他們：“內外聯(lián)合，反對中央，且主張電令處處挑釁，與日軍艦戰(zhàn)斗，是義和團救國辦法，可嘆。”[13]

蔣介石在日本多年，日本人有多少能耐自然清楚，他知道中國軍隊當下根本不是日軍的對手，十九路軍之所以能暫時挫敗日軍的進攻，是日軍的優(yōu)勢還沒有充分發(fā)揮出來，“聞滬戰(zhàn)事，倭寇攻擊甚烈，我方尚能支持，而世人不測，以為真正勝利。其實，倭之海軍陸戰(zhàn)隊在陸上與我軍作戰(zhàn)，其技自窮，而非我軍之戰(zhàn)斗力勝過倭。”[14]

不夠打并不代表不打！

再沒有點動作，日本人還真咱中國是“東亞病夫”了！

1月29日，蔣命何應欽、朱培德令南京衛(wèi)戍部隊一部、十九路駐南京的部隊開赴上海增援。 [15]

2月5日，他再次表示“如吳淞要塞陷落，日本陸軍登陸參戰(zhàn)時，則我飛機應即參加滬戰(zhàn)。” [16]

隨后，蔣同意由第八十七、八十八兩師，以及中央軍校教導團等組成第五軍，以張治中為軍長，率軍參戰(zhàn)。[17]

應陳銘樞之請，蔣同意“調山炮一營歸十九路軍指揮。” [18] 命上官云相、梁冠英、劉峙、韓復榘等部挑選二千余名士兵補充十九路軍。 [19] ，在武器上，先后補給十九路軍子彈800多萬發(fā)、機關槍130挺、大炮50多門、炮彈7萬余發(fā)、步槍2000余支。[20]

緊接著，蔣介石為防備日軍侵略的擴大，決定從鄂、贛等“剿匪”區(qū)調勁旅增援。“如日寇深入封鎖長江各埠時，我江西剿赤部隊應另定計劃，重新部署，主力可否移至贛東，俾得與蘇浙聯(lián)絡策應。” [21]

“何部長謂日寇增援，我方為自衛(wèi)計，欲調第九師由贛東經浙開京，希照調勿緩。”[22]

電劉峙、熊式輝等，要求“第一師速準備候令調遣”，“第九師迅速入浙駐防。”[23]

蔣介石一系列動作后，日方在2月18日對淞滬停戰(zhàn)提出了極為苛刻的條件，還對蔡廷鍇的第十九路軍進行通牒。對日方在自家地盤上蠻橫，蔣介石很惱火，堅持“雙方撤兵以前，不能有任何條件” [24] ，并要求朱紹良、熊式輝：“昨電諒達，第十與第八十三師令其星夜開浙。” [25]

除了必要的正當防衛(wèi)，蔣介石還表明：要和日本人干！

當時，蔣介石剛下野歸來，地方軍閥也都各懷心思，他希望能有多點時間，養(yǎng)兵蓄銳，積攢實力，待他日一報“濟南事件”之恥。正是這個態(tài)度，蔣介石對上海的援助是有限度的，他從江西、河南等地抽調部隊，目的不是參加淞滬抗戰(zhàn)，只是在防備日軍侵略的擴大。因為敵強我弱，注定的“淞滬抗戰(zhàn)”的失敗。

[1] 《蔣介石日記》1932年10月6日

[2] 臺北“國史館”藏，《蔣介石電張群日軍如至華界挑釁我軍警預定一防線進行抵抗》(1931年10月6日)，《蔣中正總統(tǒng)·革命文獻》第12冊

[3]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九一八事變后陸海空軍總司令部有關南京防衛(wèi)的計劃命令》，國防部史政局和戰(zhàn)史會檔案，卷宗號787-1996;肖如平《蔣介石與“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以“一·二八”淞滬抗戰(zhàn)為中心》，《中外學者論蔣介石》，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65頁

[4] 《上海“和平統(tǒng)一”會議記錄》，《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一編政治(二)，第798頁

[5] 《汪精衛(wèi)接見首都各校代表》，《申報》1931年12月7日

[6] 轉引自蔣永敬《國民黨興衰史》(增訂本)，臺灣商務印書店，2009年版，第316頁

[7] 《蔣介石日記》1932年1月19日

[8] 《蔣介石手書對日外交原則一面交涉一面積極抵抗(1月29日)，“蔣中正總統(tǒng)文物·革命文獻”，第15冊

[9] “蔣中正總統(tǒng)文物·籌筆”，第63冊

[10] 轉引自《蔣中正總統(tǒng)檔案·事略稿本》第13冊，第102-103頁

[11] 轉引自《蔣中正總統(tǒng)檔案·事略稿本》第13冊，第141-42頁

[12] 《蔣介石日記》1932年2月13日

[13] 《蔣介石日記》1932年2月16日

[14] 《蔣介石日記》1932年2月8日

[15] 《京衛(wèi)戍軍出動》，《申報》，1932年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