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陸軍117萬，為何在日本人眼里不值一提？

甲午戰前，日本當局對清國內部軍事、政治及民情等狀況之調查，已相當細致，故對其戰力，亦有相當客觀之評估。譬如，日本參謀本部第二局長(管西局)小川又次，1879年曾被派往中國大陸，從事諜報偵查，明治二十年(1887)向當局提交了《征討清國策案》。該《策案》對清國內部弊端之切中，今日讀來，猶使人冷汗涔涔。

一、 《策案》認為清國陸軍有名無實，不堪一戰

《策案》開篇即謂：所謂“我乃東洋小國，財源不富，……宜敦厚信義、避免干戈”之類的見解很荒謬，現今世界乃“優勝劣敗弱肉強食之時”，希望當局能夠“自本年開始，以五年為期進行準備，時機到來，則(對清國)加以攻擊。”

對清廷的陸軍實力，《策案》如此評估：“八旗兵大約三十萬人;綠營兵大約四十七萬人。此兩者之內，練軍約十萬人。蒙古兵大約十萬人。勇兵大約三十萬人。合計大約一百一十七萬人。”

其中，防勇、練軍四十萬人，戰斗力較強，但“由各省總督、巡撫分而轄之”，“教育之法各不相同”，雖然多聘請外國教練，但“可惜者，并非舉而全然委任于外國教師，而是采用半洋、半清式之戰術”，非但無益，徒生煩雜;“更為可憐者，乃是將校為文官，雖有武官，但也一概不知兵學為何物，皆是惟有利己之謀”;何況，“以此四十萬之兵員，布于我十倍之土地面積，特別是道路粗糙惡劣，交通甚為不便，故而假令一方有事，也難以直接調遣鄰省之兵。”

至于余下的七十七萬軍隊——朝廷之八旗，地方鎮臺之綠營，皆是“攜帶家眷之兵”，其薪餉本極有限，且“長發賊大亂以來，……又減少官兵俸祿錢糧”，已到了“不從事賤業，則不足以糊口”的程度，“今查清國軍備金額，大約七千五百余萬圓”，數額雖大，“但用于八旗、綠營者，恰如救助貧民”，僅算勉強養活，至于軍備訓練，完全無從談起，“實乃有名無實之兵員”——雖然中法戰爭后，鑒于地方勇兵坐大，而八旗衰敗已久，清廷為維護其滿人統治，曾命地方“減少防勇人數，每年節省二三十萬兩，以充作訓練八旗兵之費用”，但這種以弱易強的做法，反使其實力“又有幾分退步”。

二、對海軍的評估是：雖有進步，但仍屬虛勢眩惑

對清廷的海軍實力，《策案》評估稱：近年雖有進步，且時常“喚起世人矚目”，但“就其真正實力而論”，不過“虛勢眩惑”。理由是：“清國海軍數十只軍艦中，能夠用于海戰者，不過只有北洋之五只，南洋之四只。以此九只軍艦之威力，與本邦軍艦威力相比，雖然北洋之五只軍艦與我浪速、高千穗、筑紫、扶桑、金剛五艦;南洋之四只軍艦與我比睿、海門、天城、盤程四艦相同”，但“清國之海軍，從艦長至士官人員，概為乏于學術”，故仰賴洋人甚多，且“清國水師所轄不同，經常相互不能應援，(法國)炮擊福州之際，有其他水師救助者乎？后來再三督責，也僅從南洋出動五只軍艦，且在途中空為躊躇，最終招致石浦之恥。”

對清廷的整體軍事實力，《策案》的總結是：“近來雖然虛張聲勢，頻繁謀求擴張軍備。但尚未達到杜絕百弊之源、布設鐵路、采用義務兵役之日，決不能稱作真正之強國”——換言之，清廷之軍事，在硬件(布設鐵路)與軟件(義務兵役)兩個層面，皆尚未能實現近代化。

三、該策案時隔七年之后，對清廷仍然適用，尤使人喟嘆

《策案》同樣還注意到：這種“未近代化”的弊病，遍布清廷的方方面面。如其財政：“清國歲入總計一億二千五百萬圓有余。……擁有本邦十倍面積、人口之大國，其歲入不足本邦一倍，其財政困難可想而知。”

當然，最要命的是清廷缺乏近代國家必備的立國精神。《策案》稱：“國之基本，不只兵器精良和國內富饒。最為必要者，在于忠君愛國之熱情如何。”“忠君”一節，乃是日人“天皇”體制下的自詡之辭，與近代化并無關系，小川又次對此也明白：“清國若為純然之共和政治，即便缺乏忠君精神，但有富于愛國精神之義勇，在一朝有事之際，人心亦可以奮然于此”，可惜的是，“今日清國之人民，……乃無智愚昧之人民”，“不知愛國為何物”。

值得指出的是：上述評估，乃是基于相當細致的調查。如《策案》所提供的清廷防勇、練軍的具體兵力數據表，即顯示其調查具體到每一省份，始總計得出431400人之總數，清廷當日也未必有這樣精確的數據。而《征討清國策案》，不過是日軍發動甲午戰爭前諸多調查報告與建策方案中，較突出的一份而已。尤為使人喟嘆的是：這份《策案》，時隔7年之后，對清廷仍然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