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夏，蔣介石決定派徐永昌往二戰區“視察”。8月25日，回到重慶的徐永昌向蔣介石匯報了以下幾點：一是閻“通倭之事實防萬一”，當在我抗戰御共失敗后;二是晉對中央誤會甚，排除之方惟有不妨害其政權;三是閻“惡共惡到極點，日盼中央除共”。8月29日蔣親筆致函閻錫山，“內容備極尊敬與安慰之意”。可見蔣仍著意籠絡閻錫山。但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徐永昌訪問克難坡期間，日閻雙方正在進行緊鑼密鼓的談判，稍后，日閻雙方簽訂了基本協定，可見，閻此時確實傾向于投靠日本。

有意思的是，閻錫山一邊和日本簽訂密約，一邊又企圖將其行為披上“合法”外衣，即裝飾成他是在蔣的暗示下聯日剿共，由他來“但上不聽中央制止，暗中勾結敵人剿共的惡名”，而“中央仍可得聯蘇之實”。9、10月間，他有連續三次致電蔣介石表示：“生甫(即李廣和)奉辦事勉強進行，已有頭緒……只要與國家有益，我不惜一切犧牲。”

閻錫山很可能認為蔣既想剿共，又想聯蘇，處于一種兩難境地，他如果以“剿共”的名義，密切與日本的關系，幫蔣解決難題，就可得到蔣的默許。徐永昌對閻心態的分析非常中肯，即閻對日基本上是欲迎還拒，引而不發，當國軍敗的時候，就弄假成真，倒向日本人;當國家還有相當力量的時候，則裝作和日本人什么關系都沒有。

10月26日，蔣在日記中大罵閻：“此奸賊之卑劣狡詐，無異于汪逆。然時日至今，為時已隔半月以上，而尚未見其公開降敵其或以洛陽與西安無恙，彼猶豫徘徊疑貳，不敢宣布，亦未可知。”蔣指出了一個重要事實：雖然閻已做好了準備，但在洛陽與西安未失陷之前，閻不敢公開降日。此時，日軍正在進行汾西作戰，對黃河東岸龍門山的中央軍發起攻擊。胡宗南等人擬派一團部隊渡河援助，卻為閻錫山所拒。蔣認為閻此舉表明“其叛逆益顯矣”。

而閻之所以拒絕中央軍渡河，理由就是“中央軍過來對敵之意少，對我后方之擾亂多”。同時，閻又表示：“在此剛利用人為我們做華北全面努力之下，驟然反口甚難。”也就是說，日閻剛剛達成協議，不能反悔。鑒于此，徐永昌認為閻投敵的事實比他所判斷的還要“過之”。

11月6日，蔣告訴閻，對于增援的中央軍第六十一師，“必令全師渡過，無商量余地”。同一天，蔣又在日記中說：“閻又電其代表訴其降敵之舉有欲罷不能之勢，此奸終必降敵，但我以極端嚴厲處之，預示已有萬一之準備，并以厚集兵力在其附近，使其有所畏威而知止，或能冀其悔悟也。”可見，蔣必令中央軍渡河，其重要意圖就是要威懾閻錫山：不得投降日本，否則軍事討伐。同時，蔣又派賈景德回克難坡“勸止”閻錫山。蔣要賈景德向閻錫山表示：“晉地至不能立足或不如意時，陜省或甘省皆可任閻先生治也。”

同時警告：“閻果迎敵剿共，則余必明白討閻……邪正決不能混淆，夏夷豈能兩可！”。“如閻通敵剿共，無論其出諸如何形式，余必毫無猶豫的率領共黨以討閻王。”蔣向閻明確表示：在民族大義面前，他會毫不猶豫地和中共一起討伐漢奸，共御外侮;在敵我之間，沒有投機取巧的余地。賈景德山西之行獲悉：閻錫山的文武干部中，“除極少數覺勾結日本之非是外，大多數以為抗戰無出路，且亟思速回太原，但自日對英美抗戰后，則又當別論矣”。此時，徐永昌也得知：日美開站后，“閻先生一再言自己判斷錯誤”。

1942年1月初，閻致電蔣說：“必本前言與鈞座難與共，追隨到底。”1月21日，唐縱就判斷說“閻之態度大有轉變也”。但是，閻仍沒有完全掉頭轉向蔣介石，也沒有完全截斷投向日本的道路。3月下旬，蔣向閻錫山傳話：希望閻至西安一晤。閻卻回電說“前方離不開”，同時又派趙承綬再赴太原與日軍周旋。8月14日，蔣又讓徐永昌轉告閻，希望赴西安一行，但閻仍“不敢”來，只是派趙承綬、王靖國二人赴西安謁見蔣介石。

此后，由于日閻之間越來越冷淡，所以蔣也未采取什么特別的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