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下的疆域吐回去、抓到的敵首送回去，這正所謂“中國式外戰”的主要特點。

三國時代基本上是曠日持久的“內戰”時代，在對外征服方面，鮮有“傳奇”。但鮮者，并非無有，只是少見，東漢末期乃至三國近一個世紀，中原之外患并未停息，從北到南均有“夷犯”，令三國部隊不得不騰出空來，對外征戰。其中最著名的戰例有兩起，一是曹操北征烏桓，二是諸葛亮南征孟獲。

后人在評價這兩起“外戰”時，大多“愛憎分明”。對曹操北征烏桓，貶者居多；對諸葛亮南征孟獲，贊譽一片。

《三國志》記載，“七擒孟獲”發生于公元225年，其真實性毋庸置疑。關于這場戰事，史學家多做出正面評價，甚至可以升華為儒家文化“仁者無敵”。

誠然，諸葛亮南征的“閃光點”名載史冊。諸葛亮在南征時采取的“攻城為下、攻心為上”戰略，展現了“正統漢才”的魅力。諸葛亮的“手段”，吸取了先秦兩漢以來儒家的“德治”與法家的“刑治”思想，治軍偏重于法，理政則偏重于儒，但其核心思想仍為儒家思想。面對周邊甚多否認少數民族地區，諸葛亮提出“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對策，體現了中原王道的寬仁。這對于收服“南夷”的人心，無疑起到了正面作用。彝族首領孟獲最終對諸葛亮的“王道”感佩不已，那里不僅有“智勇”，更有“仁義”。

然而，后人在總結“諸葛亮式的外戰”成功經驗同時，往往忽略了硬幣的另一面：“諸葛亮式的外戰”既有長效的正面影響，也有一個長效“副作用”。

這個“副作用”不是“雞蛋里挑骨頭”，而是“疾在腠里”，只是不經細觀，不易察覺。

諸葛亮南征，又稱南中平定戰，主要征戰對象是南方彝族叛軍，由于戰爭發生在先帝劉備夷陵大敗、蜀軍元氣大傷之際，所以南征軍力有限，總兵力大約在3萬人。

戰役結束后，蜀軍“不留兵，不運糧”，孟獲“因禍得福”，被正式授予官府要職——御史中丞，諸葛亮不留兵，是想“凈身出戶”地走出南中，但是，他還是留下了“非物質遺產”，這個遺產就是——“因夷而貴”、“因犯而養”的范例。

諸葛亮“夷人治夷”，對拉攏當地人心是有好處的，但震懾力卻大打折扣，尤其是對于犯漢的外族雖然不是一場大戰役，但畢竟派出了3萬軍人，血淋淋的戰爭，變成了“捉放游戲”，沒人計算這場“游戲”中，漢軍死了多少人，但是七場廝殺，連野獸大象都上陣了，不可能是“兵不血刃”的虛擬戰爭。蜀漢軍人的生命如此無辜，自己隊伍的人命如此不值錢，就為了陪孟獲玩？夷人不該為此付出代價嗎？“恩”有了，“德”發揚光大了，但“威”何在？

至此，“諸葛亮式外戰”的兩個副作用暴露明顯：一是德有余，威不足。二是夷敵優待。它發出的是“犯境夷狄，反得優待”的信號，這種模式成為傳統，就會長效作用，把“夷”慣壞。

事實也確實如此。“諸葛亮式外戰”其實是自漢以來，受到儒家洗禮的中國軍隊，確立的對外征戰的一個基調，“懷柔遠人”、“尚德抑武”之經，為對外征戰的漢軍牙齒裝上了“牙套”、自律了“耀武揚威”的手腳。

推崇“仁、義、禮”的儒教先師孔孟二人，得到終生的待遇是“敬而不用”，而將他們大國對待小國的主張——“懷柔遠人”“尚德抑武”施行，很可能得到與他們境遇相似結果——“敬而不畏”。

可以想見，如果諸葛亮征討的是北方“嗜血難馴”游牧部落，無論怎樣感化，是很難“喂飽”對方的。到頭來得到的，極有可能是“東郭先生”的下場。

諸葛亮南征之后，孟獲不再反，不排除是感化的原因，但更不可排除的，是利益的換算，小小部落首領，沒有失去一寸疆域，并且增加了待遇，享受著蜀漢“大國”的“貢奉”，比搶來得還容易，還香甜，優哉游哉，何樂而不為？

對外敵，抓了還要放，其實是不敢真正樹外敵，這種“外戰模式”的副作用越來越大，最后“發展”到對一切外敵不敢硬碰硬，只求“面子上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