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79年7月初，宋軍在高梁河(今北京城西)被遼軍打敗。9月，遼燕王韓匡嗣、耶律休格等又率軍南進，攻鎮州(今河北正定)，進至河北滿城，與宋軍遭遇。宋軍先派人向遼軍詐降，以麻痹韓匡嗣，然后，以一部突然進至遼軍陣前，一部迂回到遼軍背后，前后夾擊，大敗遼軍，史稱滿城之戰。

遼乾亨元年七月，宋攻遼高粱河之戰后，宋太宗趙光義料遼軍必將反攻，遂分兵屯守要沖之地，御遼南進。命河陽節度使崔彥進等鎮守關南(今河北高陽東);以都鈐轄劉廷翰、鈐轄李漢瓊戍鎮州(治真定，今河北正定);令殿前都虞侯崔翰知定州，節制緣邊諸軍，準其便宜從事，并授陣圖予諸將。九月初三，遼景宗耶律賢果命燕王韓匡嗣為都統，南府宰相耶律沙為監軍，率兵數萬自南京(即幽州，今北京)分兩路南下，企圖進攻鎮州。東路由韓匡嗣、惕隱耶律休哥、南院大王耶律斜軫等率領，沿平原開進;西路由南京統軍使耶律善補率領，沿山后南趨。三十日，遼軍進抵滿城西集結。

時劉廷翰已率部列陣于徐河(今河北滿城北)，崔彥進率所部自關南北上黑蘆堤(今河北容城西南)北轉向西進，沿長城口(今河北徐水西北)潛師遼軍側后，對遼軍形成夾擊之勢。未幾，李漢瓊、崔翰亦領兵抵徐河，下令按太宗所授陣圖布八陣。右龍武將軍趙延進登高瞭望，見遼軍勢盛，冒違詔改陣之罪，力主集中兵力對敵。監軍李繼隆附議，崔翰乃示形應變，改八陣為二陣，前后相副。

及遼軍列陣，宋遣使赴遼營詐降。耶律休哥識破宋軍企圖，勸韓匡嗣嚴陣以待，不可輕信。韓匡嗣不聽，放松戒備，果遭宋軍突襲。遼軍倉促應戰，指揮失措，大敗。韓匡嗣引兵向西潰逃，又遭崔彥進伏擊，死傷甚眾，殘部逃往遂城(今河北徐水西北)西。宋軍乘勝追擊，又斬殺遼兵萬余，獲戰馬干余匹。耶律休哥整兵而戰，宋乃罷兵。遼西路軍聞韓匡嗣敗奔，亦收兵而還。

滿城之戰，遼人為報宋軍圍燕京之役而來，戰前目標是進攻鎮州，但這其實并不是其此戰的真正目標，因為鎮州、定州、關南是宋軍河北邊境屯兵的重鎮，決不會讓遼軍輕易奪取的，如果遼人真的要蠶食宋朝領土、占領大鎮的話，事先應有更加細致的籌備，所以料想其目的不過是侵邊掠奪，順便再羞辱宋人一次而已，能取鎮州更好，取不得便不失時機地退回。

宋軍在高梁河敗后就已經做好了抵御遼人南犯的準備，宋太宗在邊境要地置將屯兵，并任命了一個統一指揮官——都鈐轄劉廷翰。這個指揮官的設置大有文章，宋太宗在軍事上雖說糊涂，但還不傻，知道統一指揮權的重要性，但他又不敢讓威望高、資歷深的大將來做。他留下的各路屯軍將領中，孟玄喆、崔彥進、李漢瓊都是節度使(節度使在宋朝雖說沒有實權，但標示著資望或軍功)，崔翰是殿前都虞侯，地位也與節度使基本相當，而劉廷翰是觀察使，比節度使要低一級。這就是宋太宗的“用心良苦”之處，故意在諸將中找個威望最低的來做總指揮，以平衡其它將領的影響力。當然，在此戰中，各路大將還是聽命于劉廷翰的，沒有造成矛盾和摩擦。

宋太宗能夠留兵屯駐邊境防守并統一指揮權，還給了便宜行事的權力，這說明他的腦子還是比較清醒的。可是他這個人最喜歡在關鍵時刻畫蛇添足，本來這樣已經很好了，他偏偏又留了個“陣圖”來束縛將領的手腳。宋軍將領在與遼軍對陣的時候，覺察到了這個陣圖完全不可行。趙延進、李繼隆勸諫主將劉廷翰變通一下，劉廷翰卻有些懦弱，不敢擅改詔旨，直到趙、李二人都表示愿意為失敗負責時才答應，可見這個被趙光義欽點的主將果然是聽話。反觀趙延進、李繼隆二人，不但能夠就戰場形勢作出正確的判斷，并有敢于負責的精神，實在是難能可貴。宋軍知遼軍氣焰囂張、不可一世，還能將計就計，用詐降的辦法來麻痹敵人。

宋軍的幾路部隊因有統一指揮的部署，配置得也比較合理，崔彥進在北，崔翰、李漢瓊在西南，劉廷翰在東，布成一個口袋陣一齊突然進攻，使遼軍慌亂而潰，最終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