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湯恩伯將軍的評價，有些宣傳是不客觀的。

湯恩伯能受到蔣介石的信任和重用，獲迅速提升并成為獨當一面的大將，主要靠的是其過人的統兵能力和不菲的戰績。

在抗戰期間，湯恩伯將軍是少數令日軍最畏懼的國軍將領之一;湯恩伯部是令日軍畏懼的抗日勁旅，被日軍華北方面軍視為頭號大敵和心腹之患。在數次大會戰中，日軍均以尋殲湯恩伯部為主要作戰目標。湯恩伯第31集團軍被日軍稱為“精銳的中核兵團”。

湯恩伯部南口血戰聞名全國，而后在多次大會戰(徐州會戰[含臺兒莊戰役]、武漢會戰、隨棗會戰、冬季攻勢、棗宜會戰和豫南會戰)中與日軍精銳決戰，重創日軍，鮮有敗績。即使是在豫中會戰(日軍傾力發動的其歷史上空前的、在中國規模最大的“一號作戰” [豫湘桂會戰] 之強力首攻，其首要目的就是殲滅國軍湯恩伯部主力)中，湯恩伯部不僅能在登封痛擊日軍，且能巧妙及時地突破日軍重兵封鎖而將主力完整撤出，粉碎了日軍的圍殲企圖，令日軍豫中會戰之首要目的未能達成。在蔣介石稱之為 “八年來抗戰之險惡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的震驚中外的“黔南事變”(其時日軍直逼重慶的南大門貴陽，震動中國戰時首都重慶)時，湯恩伯部則成為御敵中堅。

抗戰期間，湯恩伯部常被作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直接指揮管轄的機動兵團，擔當重要作戰任務。

抗戰后期，湯恩伯將軍還率部參加湘西會戰和桂柳反攻戰役，痛殲日寇。

據說日本人曾高度評價兩位中國將領：一位是被譽為“活關公”的張自忠將軍，另一位就是湯恩伯將軍。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視湯恩伯將軍為“蔣介石麾下最驍勇善戰的將領”。

此外，長期以來媒體依據與湯恩伯將軍有隙的李宗仁將軍的說辭，宣傳所謂湯恩伯將軍在臺兒莊戰役中消極避戰(實際上在臺兒莊戰役中，湯恩伯將軍指揮第20軍團相機運動作戰，立下赫赫戰功)及媒體對豫中會戰中所謂豫西民變(實際上主要是豫西民團武裝及土匪武裝趁戰亂伏擊、搶奪離散的國軍部隊。民國時期河南戰亂頻繁，故匪患猖獗，而豫西尤甚。豫西民團武裝及土匪武裝規模之大，覆蓋面之廣，戰力之強悍，存在時間之長，全國罕見;而趁戰亂伏擊、搶奪離散部隊以獲取槍械及物資則是其拿手好戲，統治河南的吳佩孚、馮玉祥等大軍閥的離散部隊路過豫西時，亦常被繳械，豫西民團武裝及土匪武裝也伏擊、搶奪中共領導的部隊)的過分渲染，老朽認為有失公允。

老朽認為湯恩伯將軍的主要過錯有二：一是在河南治理不善，引起民怨;二是強調派系，對非黃埔系、非中央軍的部隊和人員歧視、利用和打擊。這些都是事實。

湯恩伯將軍在中原大力擴軍，征收稅賦，陡增民眾負擔。雖然是擴大抗日隊伍，但也有擴張個人勢力的因素。且由于廣收游雜部隊和反正偽軍，使部隊良莠不齊。如有些收編的河南游雜部隊和反正偽軍軍紀敗壞，公然打著湯恩伯部的旗號擾民。本來當時河南已連續2年大災(旱災、蝗災)，加之戰亂，社會動亂，民生極其艱難，自然激起民怨(應當指出的是，主政中原的是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和副司令長官湯恩伯)。湯恩伯將軍焉能不被河南一些民眾責罵。但也需指出，抗戰期間國家經濟財政極度困難(尤其是抗戰中后期)，而作戰養兵必然增加民眾負擔，湯恩伯將軍被責罵亦有一定的客觀因素。

國民黨講派系，令非嫡系的抗日將士心寒，造成國軍內部離心離德，內戰一開，對國軍的負面影響立現。而湯恩伯將軍尤其強調派系。馮占海第91師的遭遇，師長馮占海、旅長趙維斌和團長范廣祿的遭遇，以及老朽自己在中央軍的遭遇，使老朽對講派系深惡痛絕。

評價湯恩伯將軍，不宜強調黨派立場，也不能從個人恩怨出發，應從國家民族利益的角度考慮。在國家民族存亡之秋，在堅苦卓絕的抗戰中，湯恩伯將軍率部英勇殺敵，戰功卓著，并成為令日軍畏懼的一方大員，對國家民族是有功的。其過不掩功。“中國抗日名將” 的稱號對湯恩伯將軍是實至名歸。